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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

材料:
珍重那些“无用”的阅读
陈佳冉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让我们问自己一句:为什么读书?
每个人都能给出若干个理由: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是指引人生的灯塔,书籍是抚慰心灵的鸡汤……书籍的功用如此之大。然而,市场上卖得好的书,却往往更注重实用:养生、美容、商战、股票、英语……书海茫茫,各取所需的阅读要的是直奔主题,要的是立竿见影。更便捷的数字阅读,攻势凌厉地抢占着传统阅读市场,浅读、速读、泛读成为新的阅读趋势,“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们的阅读行为正悄然发生着急剧变化
读书的功用显而易见。然而,除了信息和知识,书籍还带给我们思想和审美。法国人夏尔·丹齐格在《为什么读书》一书中说:“在功利主义的世界里,阅读维系着超脱,而超脱有利于我们的思考。读书毫无用处。正因为这个,读书才是一件大事。”“无用”的阅读常常萌芽于一颗对世界敏感而好奇的心,当求知的欲望带领着人类穿过重重迷雾后,收获的是一种别开生面的人生境界。
“无用”的阅读不是生存或者生计所必需的。2012年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人们希望通过他的获奖,“唤起国人对好书的热爱,走进书本,沉湎其中,重回20世纪70年代的阅读时光。”在那个时代,在从城市下放到乡村劳动之余,多少青年倚靠在田野的草垛上通读了《资本论》和《列宁全集》。
“无用”的阅读看似无用,但一定会留下痕迹。它就像一种文化的渗透,缓慢、恒久、绵密。因为无故乱翻书,因为不带任何阅读的预期,因为起于一种非功利的自发行为,那不期而至的阅读收获便格外宝贵和难忘。当女作家铁凝还是一个少年时,她读到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扉页上的题记:“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时,深受震动,她说“这两句话让我生出想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的冲动。我初次领略到阅读的重量,它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
阅读的重量不仅是来自于它给你实际生活的帮助,有时更来自于它对心灵造成的重击。
“无用”的阅读可以跳脱自己的世界,让我们感受到他人的存在;“无用”的阅读可以超越时空的局限,让我们收获“最难风雨故人来”的感动。一本好书,从来不会因为它的表面“无用”而折损了它的价值。当又一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让我们把阅读当作是一种心境的解放,多做一些无目的的阅读、休闲的阅读,而不是说纯粹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为了完成一门学业,为了考到一个文凭而去阅读。希望阅读能与生活始终相伴。

中等

材料:
俞平伯谈读书
讲到读书的真意义,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咏性情,修持道德,原不仅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即为功名富贵,依日下的情形,似乎不必定读书,更无须借光圣经贤传,甚至于愈读书会愈穷,这无怪喜欢读书,懂得怎样读书的人一天一天的减少了。读书空气的稀薄,读书种子的稀少,互为因果循环。现在有一些人,你对他说身心性命则以为迂阔,对他说因果报应则以为荒谬,对他说风花雪月则以为无聊。不错,是迂阔,荒谬、无聊。你试问他,不迂阔、不荒谬、不无聊的是啥?他会有种种漂亮的说法。但你不可过于信他,他只是要钱而已。文言谓之好利。在这一味好利的空气中寻求读书乐,岂不难于上青天,除非我们把两者混合。假如我们能够立一种制度,使天下之俊秀求官位利禄之途必出于读书,近乎从前科举的方法,这或者还有人肯下十载寒窗的苦功,严格来说,这已失却读书的真意义,何况这制度确立还遥遥无期。现在有一种情形,这十年以来,说得远一点,二三十年以来都如此,这是国文程度显著的低落,别字广泛的流行着,在各级学校任教的,人人皆知,人人皱眉头痛,认为不大好办的事情。这严重的光景,不仅象征着读书阶段的崩溃,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生长。文字教育好像不算得什么。文字原不过白纸上画黑道,一种形迹而已,但文化却寄托在这行迹上。方块字的完整,艰深,固定,虽似妨碍文化知识的普及,亦正于无形之中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永久。从时间说,我们读古书如《孔孟》,觉得孔子孟子似乎不太远,而杜工部苏东坡的诗文呢,他们两位活像我们的老前辈,这是方块文字不易变动之力。假如当初完全用音标文字,那不必提周秦两汉,就是唐宋,也就很遥远而隔膜,我们通解先民的情思比较困难,而华夏国本亦因而动摇不安。再从空间说,北自满洲,南迄岭海,虽分南北中三部,细分还有更多的区域,然而中国始终只有一个,譬如说广东话与北京话完全两样,而纸上文字完全一致。我国屡经外夷侵略,或暂被征服,而于风雨飘摇中始终屹立不失者,上面已表过是先民血汗的成绩,而在民族的团结上,文字确也帮忙不少。历史事实具在,不容易否认的。所以文字教育的失败,表现上看只是读书种子稀少,一般国文水准低落而已,骨子里已损害民族国家的前途,自非好作危言耸人听闻。我们从事教育写作文字的固责无旁贷,但也不仅是个人努力的事,而成为民族复兴国运重光的大业之一支了。

中等

材料:

不朽的失眠 
张晓风 
他落榜了!一千二百年前。榜纸那么大那么长,然而,就是没有他的名字。啊!竟单单容不下他的名字“张继”那两个字。
考中的人,姓名一笔一划写在榜单上,天下皆知。奇怪的是,在他的感觉里,考不上,才更是天下皆知,这件事,令他羞惭沮丧。
离开京城吧!议好了价,他踏上小舟。本来预期的情节不是这样的,本来也许有插花游街、马蹄轻疾的风流,有衣锦还乡、袍笏加身的荣耀。然而,寒窗十年,虽有他的悬梁刺股,琼林宴上,却并没有他的一角席次。
船行似风。
江枫如火,在岸上举着冷冷的爝焰,这天黄昏,船,来到了苏州。但,这美丽的古城,对张继而言,也无非是另一个触动愁情的地方。
如果说白天有什么该做的事,对一个读书人而言,就是读书吧!夜晚呢?夜晚该睡觉以便养足精神第二天再读。然而,今夜是一个忧伤的夜晚。今夜,在异乡,在江畔,在秋冷雁高的季节,容许一个落魄的士子放肆他的忧伤。江水,可以无限度地收纳古往今来一切不顺遂之人的泪水。
这样的夜晚,残酷地坐着,亲自听自己的心正被什么东西啮食而一分一分消失的声音。并且眼睁睁地看自己的生命如劲风中的残灯,所有的力气都花在抗拒,油快尽了,微火每一刹那都可能熄灭。然而,可恨的是,终其一生,它都不曾华美灿烂过啊!
江水睡了,船睡了,船家睡了,岸上的人也睡了。惟有他,张继,睡不着。夜愈深,愈清醒,清醒如败叶落余的枯树,似梁燕飞去的空巢。
起先,是睡眠排拒的他。(也罢,这半生,不是处处都遭排拒吗?)而后,是他在赌气,好,无眠就无眠,长夜独醒,就干脆彻底来为自已验伤,有何不可?
月亮西斜了,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有乌啼,粗嗄嘶哑,是乌鸦。那月亮被它一声声叫得更黯淡了。江岸上,想已霜结千草。夜空里,星子亦如清霜,一粒粒零落凄绝。在须角在眉梢,他感觉,似乎也森然生凉,那阴阴不怀好意的凉气啊,正等待凝成早秋的霜花,来贴缀他惨淡少年的容颜。
江上渔火二三,他们在干什么?在捕鱼吧?或者,虾?他们也会有撒空网的时候吗?世路艰辛啊!即使潇洒的捕鱼的,也不免投身在风波里吧?然而,能辛苦工作,也是一种幸福吧!今夜,月自光其光,霜自冷其冷,安心的人在安眠,工作的人去工作。只有我张继,是天不管地不收的一个,是既没有权利去工作,也没福气去睡眠的一个。
钟声响了,这奇怪的深夜的寒山寺钟声。一般寺庙,都是暮鼓晨钟,寒山寺庙敲“夜半钟”,用以惊世。钟声贴着水面传来,在别人,那声音只是睡梦中模糊的衬底音乐。在他,却一记一记都撞击在心坎上,正中要害。钟声那么美丽,但钟声自己到底是痛还是不痛呢?既然失眠,他推枕而起,摸黑写下“枫桥夜泊”四字。然后,就把其余二十八字照抄下来。我说“照抄”,是因为那二十八个字在他心底已像白墙上的黑字一样分明凸显: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感谢上苍,如果没有落第的张继,诗的历史上便少了一首好诗,我们的某一种心情,就没有人来为我们一语道破。
一千二百年过去了,那张长长的榜单上(就是张继挤不进去的那纸金榜)曾经出现过的状元是谁?哈!管他是谁。真正被记得的名字是“落第者张继”。有人会记得那一届状元披红游街的盛景吗?不!我们只记得秋夜的客船上那个失意的人,以及他那场不朽的失眠。

中等

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
一步棋
许行
绿冠擎天,清风徐来。树下豪与一老者对弈,观者如堵,但鸦雀无声,无敢妄议者。忽一少年过此,无意间一搭眼便断言:“再一步便定局矣!”
众皆一惊,豪与老者亦愕然,抬头见少年面若敷粉,唇如涂朱,潇洒倜傥,甚是不俗。豪不为怪,且甚善,遂与搭言:“敢问公子亦嗜此道?”
“偶尔消遣。”
“请问何谈一步定局?”
“老翁已走华容,是擒是纵,全凭先生之一步棋矣。”
豪是当地棋坛高手,艺高胆大,善走险着,每每出其不意,以一步棋而赢全局,人称“一步棋”。少年之言甚中豪之下怀,遂拱手揖坐,邀与对弈。
少年名杰,幼受祖传,棋多诡谲,擅破旧出新,以奇致胜。也有“一步棋’,之称。
今日两强相遇,异着迭出,精彩纷呈。令围观者眼目一新,不断暗中叫好。杰看来已使尽全身招数,但最后终不敌豪,为其一步绝棋所败。豪哈哈大笑,甚为得意,对杰连称:“高手,高手!”此时此刻, 这与其是称赞他人,莫如说是炫耀自己。
杰少年老成,声色不动,连说:“惭愧,惭愧!”并问,“还能令小子再学一局乎?”
豪忙说:“当然奉陪。”
开局前杰有意无意中忽然提出:“能否下一赌注,以助棋兴?”说时颇有几分羞涩。
豪冷笑说:“君一过路之人,可身带重金?”
杰似被激怒,稍一沉吟,愤然从臂上脱下一镶金之玉镯,乃极难得之祖母绿,而以黄金衬里贴边。
往棋盘上一放,金玉生辉,熠熠夺目。豪大吃一惊,观者亦眼前一亮,交头接耳,啧啧连声。
杰说:“重金虽无,但愿以此为注。”
豪对此玉镯万分喜欢,心想这真是天赐,遂指身后之豪华宅院,大声道:“愿以此宅院连同其中财产和妻妾为注。”这话说得也太大、太绝啦!盖豪心怀必胜,实以此为幌子,得其玉镯而已。
杰见此似有几分惊讶之色,但略一踌躇,便说:“既然先生如此,小子再添一注。”
豪问:“何物?”
杰说:“现已无身外之物,唯以身为注。倘如败北,愿与君家终身为奴。”至此两人之赌注也算旗鼓相当,无可反悔也。
豪亦惊亦喜,不免对杰又多看几眼,他对杰这一美少年,早已满心喜欢,若得其为奴则给个神仙亦不换矣!
开局后,豪借上局之余威,求胜心切,运子不久,便思用其绝步再度置杰于死地。怎奈此局已非上局,杰对豪逼人之凶棋,虽神色紧张,却能在侥幸中一一化解。其运子则以守为攻,以缓待急。有时竞似无心走些漏步,先是舍弃一炮,豪未敢轻取;后又放一马,豪仍未敢动。观众未明理路,都替豪惋惜,而为杰捏一把汗。最后杰车入虎口,亦有悔色,但已落子,只好认了。至此豪已有轻蔑之意,前后左右精察细算一番,觉此车不能放过,吃它之后便有一步致胜之棋,熟料车甫入口,忽生巨变,仅只一步便被杰双马逼宫,踹老帅于蹄下,他的胜算恰恰晚了一步。豪顿时面若死灰,汗如雨下,仰天长啸:“我‘一步棋’栽了!”声入云空,悲惨动人。
豪的宅院和财产杰均收了,唯妻妾杰作为奉送,请其带走。
豪走时杰掏出玉镯,双手相赠:“棋上为敌,棋下为友,既然君家喜欢,权以此留念吧!”
观者都一惊愕,甚感杰少年豪爽,赢个精湛,赠个义气。
豪稍一迟疑,接过玉镯熟视良久,猛然把它摔碎在对弈的石桌之上,大呼:“这劳什子害我苦矣!还欲令我以此相欺他人乎?”
盖玉镯乃一赝品也。

中等

材料: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文学是一项寻求认同的事业——作者通过写作来寻求理解,寻觅知音,而读者则通过阅读,来发现作者并与他们建立认同,作家通过区分不同的读者类型,针对特定的阅读对象,使用相应的语言和叙事策略,为他们提供读物,从而获得读者和市场的认同。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不仅考虑现实的读者,同时也在向未来和可能的读者寻求认同。
比如说,在文学出版、印刷、传播很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作家们的作品在当世的传播受到极大的限制。对古代的作者而言,他们的写作大多没有任何商业报酬,也很少有现实的读者。正因为如此,他们只有对未来的读者加以想象,才能获得写作的基本动力。所谓的“文章千古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在现代社会中,很多作家的写作也向未来敞开,当时不为人知,在后世却成为一代经典的作品,即便是在近代文学史上也比比皆是。所以说,文学本身就具有某种“待访”的性质:作家有点像是在茫茫大海上建立岛屿的人,而读者则像是航海者和旅行者。作家之所以在孤寂中建立岛屿,当然是希望有一天能与他们的读者相遇。
对于另一些作家来说, 他们的目光也会投向过去。他们试图与那些早已不在人世的文学先辈们进行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与先驱者所确立的文学标准对话。当然,他们也是在跟自己内心的目标进行对话。每一个优秀的作家,心中都有一个隐秘而清晰的目标。读者和社会的认同、商业上的成功是一回事,而能否接近和达到这个目标, 则是另一回事。就中国文学而言,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人确立了古典文学的标准,而鲁迅先生则代表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新高度。也可以说,我们实际上面对着两个伟大的传统。我们置身于这两个传统之中,受到它们的护佑,分享它们的文学资源,向它们表达敬意,同时也在与它们进行对话,并尝试着做出新的文学变革。因此,任何有价值的写作,都是对传统的某种回应,即便是对传统的质疑和挑战,也是一种重要的回应。
所以,严格地来说,文学写作中对读者的想象,既是一种向现实和未来读者寻求认同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传统的再确认过程。我认为,这种具备了过去、现实和未来开放性视野的创作,才称得上是一种开放的写作。
(摘编自格非《文学在读者中寻求认同》) 

中等

材料:
常人交朋友,都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不一定是小人那种急功近利的目的,也许只是觉得人生在世,不能没有三五友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朋友,就无法自立于人世,也无法做人。所以,就大多数人而言,都会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寻找和结交朋友。大体上说来,这些目的又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为了事业,或是寻找事业上的参谋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合作者,如古代大政治家的“广纳天下之士”,或学者诗人的“四方寻师访友”,都属于此类。一类是为了生活,比如工作上有个方便、生活上有个照顾、在遇到紧急情况和特殊困难时有个帮衬,这些都需要朋友,否则便寸步难行,投靠无门。 还有一类是为了心灵的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这些情感都需要与他人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这些遭遇都需要向他人倾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这些隐私有时也需要向一两个人透露,否则憋在心里会生病的。但是,自己的家人、亲人并非都能充当交流、倾诉和透露的对象。比如夫妻感情不和,就不能向丈夫或妻子倾诉。又比如初恋的秘密,有时就不能向父母透露。这就需要朋友,以便把一些不能对父母、亲人讲的话讲出来。中国传统文化把“朋友”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一起列为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不能不说有其独到精辟之处。(节选自易中天《交友之态》)

中等

材料:
希望在你们身上
中国古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人新人换旧人。”
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老年人跑第一棒,中年人跑第二棒,青年人跑第三棒。各有各的长度,各有各的任务,互相协调,共同努力,以期获得最后胜利。这里面并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前后之别。老年人先走,青年人也会变老。如此循环往复,流转不息。这是宇宙和人世间的永恒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一丝一毫。所谓社会的进步,就寓于其中。
这一番道理,虽然老生常谈,然而却是真理。
人世间的真理都是明白易懂的。可是,芸芸众生,花花世界,浑浑噩噩者居多,而明明白白者实少。你们青年人感觉敏锐,英气蓬勃,首先应该认识这个真理。要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必须从这里开始。换句话说就是,要认清自己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漫漫长河中的地位。人类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决定,祖国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创造。这就是你们青年人的责任。千万不要把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作一个哲学命题来讨论,徒托空谈,无补实际。一切人生观和价值观,离开了这个责任感,都是空谈。
那么,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不想说些空话、废话、假话、大话,更是一无灵丹妙药,二无锦囊妙计。我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我引一首宋代大儒朱子的诗: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括叶已秋声。
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比如你们对浩如烟海的中华经典必须有深刻的了解。最好能背诵几百首旧诗词和几十篇古文,让它们随时含蕴于你们心中,低吟于你们口头。这对于你们人文素质的提高,都会有极大的好处。二是要惜寸阴。光阴,对青年和老年,都是转瞬即逝,必须爱惜。“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两句意义深刻的话。
对此,你们青年人不仅要心里明白,还要真正能实行,才能接好前人的接力棒,才不会虚度此生。以上都是我的肺腑之谈。
青年们,好自为之。世界是你们的。
(文章选编自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

中等

阅读下面的文章,按要求回答问题。
影视产品挤压纸媒读物是当下一个明显趋势,正推动文化生态的剧烈演变。前者传播快、受众广、声色并茂,具有文字所缺乏的诸多优越,不能不使写作者们疑惑:文学是否已成为夕阳?
没错,如果文字只是用来记录实情、实景、实物、实事,这样的文学确实已遭遇强大对手,落入螳臂挡车之势,出局似乎是迟早的事。不过,再想一想就会发现,文学从不限于实录,并非某种分镜头脚本。优秀的文学实中寓虚,虚实相济,常有镜头够不着的地方。钱锺书先生早就说过:任何比喻都是画不出来的。说少年被“爱神之箭”射中,你怎么画?画一支血淋淋的箭穿透心脏?今人同样可以质疑:说恋爱者在“放电”,你怎么画?画一堆变压器、线圈、插头?
画不出来,就是拍摄不出来,就是意识的非图景化。其实,不仅比喻,文学中任何精彩的修辞,任何超现实的个人感觉,表现于节奏、色彩、韵味、品相的相机把握,引导处缺略、跳跃、拼接、置换的变化多端,使一棵树也可能有上千种表达,总是令拍摄者为难,没法用镜头来精确地追踪。在另一方面,文字的感觉化之外还有文字的思辨化。钱先生未提到的是:人是高智能动物,对事物总是有智性理解,有抽象认知,有归纳、演绎、辩证、玄思等各种精神高蹈。所谓“白马非马”,具体的白马黑马或可入图,抽象的“马”却不可入图;即便拿出一个万马图,但是“动物”“生命”“物质”“有”等更高等级的相关概念,精神远行的诸多妙门,还是很难图示和图解,只能交付文字来管理。若没有文字,脑子里仅剩一堆乱糟糟的影像,人类的意识活动岂不会滑入幼儿化、白痴化?
可见有了这两条,写作者大可放下心来,即便撞上屏幕上的声色爆炸,汉语写作的坚守、发展、实验也并非多余。恰恰相反,文字与图像互为隐形推手。一种强旺的文学成长,在这个意义上倒是优质影视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中等

材料:
鲁迅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认为人寿有限,而文章可流传不朽。可见曹丕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这样一来,魏晋文学有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汉代,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都是皇帝弄臣,处于“徘优畜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存者和垄断者。他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辞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纂,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则在创作题材上反映了这种自觉。文的自觉要求用形象来谈玄论道和描绘景物。在具体创作批评上也是如此。曹植当时具有很高的文学地位,钟嵘比之为“人伦之有周孔”从他开始,讲究诗的造词炼句。正是这一点,使他能作为创始代表,将后世诗词与难以句摘的汉魏古诗划了一条界线。它从一个极端,把追求“华丽好看”的“文的自觉”这一特征表现出来了。
(节选自李季厚《美的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删改)

中等

材料:
影视产品挤压纸媒读物是当下一个明显趋势,正推动文化生态的剧烈演变。前者传播快、受众广、声色并茂,并具有文字所缺乏的诸多优越,不能不使写作者们疑惑:文学是否已成为夕阳?
没错,如果文字知识用来记录实情、实景、实物、实事,这样的文学确实已遭遇强大对手,落入螳臂当车之势,出局似乎是迟早的事。不过,再想一想就会发现,文学从不限于实录,并非某种分镜头脚本,优秀的文学实外有虚,实中寓虚,虚实相济,虚实相生,常有镜头够不着的地方。钱钟书先生早就说过:任何比喻都是画不出来的,说少年被“爱神之箭”射中,你怎么画?画一支血淋淋的箭穿透心脏?今人同样可以质疑:说恋爱者在“放电”,你怎么画?画一堆变压器、线图、插头?
画不出来,就是拍摄不出来,就是意识的非图景化。其实,不仅比喻,文学中任何精彩的修辞,任何超现实的个人感觉,表现于节奏,色彩,韵味,品相的相机把握,引导出缺陷、跳跃、拼接、置换的变化多端,使一棵树也可能有上千种表达,总是令拍摄者为难,没法用镜头来精确地追踪。在另一方面,文字的感觉化之外还有文字的思辨化。钱先生提到的是:人是高智能动物,对事物总是有智性理解,有抽象认知,有归纳、演绎、辩证、玄思等各种精神高蹈,所谓“白马非马”,具体的白马黑马或可入图,抽象的“马”却不可入图;即便拿出一个万马图,但“动物”“生命”“物质”“有”等更高等级的相关概念,精神远行的诸多妙门,还是很难图示和图解,只能交付文字来管理,若没有文字,脑子里仅剩一堆乱糟糟的影像,人类的意识活动岂不会滑入幼儿化、动物化、白痴化?
可见有了这两条,写作者大可放下心来,即便撞上屏幕上的声色爆炸,汉语写作的坚守、发展、实验也并非多余。恰恰相反,文字与图像互为隐形推手,一种强旺的文学成长,在这个意义上倒是优质影视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摘编自韩少功(《镜头够不着的地方》)

中等

材料:
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让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
宗教家创造出神来供自己崇拜。省事者把别人创造的现成之神来崇拜。恋爱无上主义者造出爱人来崇拜。美术家如罗丹,一面造石像,一面崇拜自己的创造。
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石像,是我们的爱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倘若创造出丑恶的活人,不但是所塑之像失败,亦是合作塑像者之失败。倘若活人之塑像是由于集体的创造,而不是个人的创造,那么这成功失败也是属于集体,而不是仅仅属于个人。在一个集体当中,每一个活人之塑像,是这个人来一刀,那个人来一刀,有时是万刀齐发,倘使刀法不合于交响曲之节奏,那便处处是伤痕,而难以成为真、善、美之活塑像。
教育者也要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活人的塑像和大理石的塑像有一点不同,刀法如果用得不对,可能万像同毁;刀法如果用得对,则一笔下去,万龙点睛
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人挥毫画几笔,便成为一幅名贵的杰作。平凡也无过于一块石头,到了米开朗基罗的手里,可以成为不朽的塑像。
有人说:生活太单调了,不能创造。单调无过于坐监牢,但是就在监牢中,产生了《易经》之卦辞,产生了《正气歌》。单调又无过于沙漠了,而雷赛布竟能在沙漠中造成苏伊士运河,把地中海与红海贯通起来。
可见平凡单调,只是懒惰者之遁词。既已不平凡不单调了,又何须乎创造。我们是要在平凡上造出不平凡;在单调上造出不单调。
有人说:年纪太小,不能创造,见着幼年研究生之名而哈哈大笑。但是当你把莫扎特、爱迪生及冲破父亲数学层层封锁之帕斯卡的幼年研究生活翻给他看,他又只好哑口无言了。
有人说:我是太无能了,不能创造。可是鲁钝的曾参,传了孔子的道统;不识字的惠能传了黄梅的教义。惠能说:“下下人有上上智。”我们岂可以自暴自弃呢!可见,无能也是借口。
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造。但是遭遇八十一难之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冻饿病三重压迫下的莫扎特,毕竟写出了《安魂曲》。绝望是懦夫的幻想。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是的,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这只是一半真理;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斧,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生路。
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创造之神,你回来呀!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节选自陶行知《创造宣言》)

中等

窗花
耿翔
①在大雪封山的日子里,是这些贴得红堂堂的窗花告诉我,在被雪埋得很深很死的山坡上,还有人家。或许是命里有缘,每次到陕北,都能遇上一些让我动心的剪纸人,并且在回城后很长的时间里,都一心想着她们的面容。就是这次踏雪北上,在除了雪的白色几乎无别的色泽可寻的时候,也有一些生动极了的窗花,会突然从一个极不显眼的地方,亮在一条村道上。
②说句真话,最初让我倾倒,并把窗花看得神物似的,是在好奇地抓住一位剪纸老人的双手的那一次。现在坐下来,坐在这一目了然的雪塬上,用没有尘土的心想一想,我迎着风的脊背,也会冒出一层很热的汗来。那时,我就等在她的对面,看她像侍弄土地一样,在一块红纸上剪些什么。一剪一剪,随着一阵嚓嚓的剪刀之声,红粉似的纸屑,落了一怀。她每动一次剪刀,我的心都会收缩一次。在陕北,能让心一次次收缩的东西太多了。细数一下,有一路冲刷出来的壶口瀑布,有震动整面山坡的安塞腰鼓,有躺在沙漠中的红石峡,有悬在黄河上的白云山,还有绥德的狮子,清涧的石板,以及从每一道沟里,甚或每一块庄稼地里,都会随时响起来的信天游。而唯一让我的心收缩得发疼的,是她为我剪一幅窗花的全过程。守在她安详的神态里,我最初的浮躁,也像多余的纸片,被一剪一剪地铰去了,剩下的,正如在她手上成形的窗花,完全是一种艺术化了的东西。我不想说破,她剪给我的那一对窗花叫什么,但我要说,那里面一定藏着一个很美的传说。那是在陕北的山坡上,比荞麦和苜蓿花还开得热烈的传说呵。那传说中的主角,正盘腿坐在一方土炕上,内心热烈如火,亦平淡如水地为我铰着她的故事……
③看着窗花,我突然想起,陕北人在如此严实的窑洞里,为什么要安这么大的窗子这么大的门?在这么大的门窗上,为什么要贴这么多的窗花?应该这样说,他们守望的几孔窑洞,仅仅是家园的一部分,而更广大的,还有他们一生躬耕着的土地。他们住在窑洞里,土地上一年的收成,不能把他们送入梦乡。只有这些贴在窗户上、囊括各种风物的窗花,才会让他们觉出,日子在这片贫瘠之乡,还过得很瓷实。因此,再不讲究的人家,也不会忘记在贴得拥挤的窗棂上,再添些新窗花上去。
④我不是地道的陕北人,无法说透这些剪纸艺术的真正奥妙。但我深刻地记得,许多剪纸艺人只要一握起剪刀,就进入一种半癫状态。有的剪到入神时,一两天不吃不喝。有的边剪边唱,嘴里尽是些无字句的歌。看着她们,你一定会想,真正的艺术在哪里?真正的大师又是谁?对于这群以食为天之民,剪刀的分量会比镰刀重么?
⑤在陕北,这些出现在剪刀下,一看就勾魂的俗物,能让人一眼望出一条吐纳百川的文化之河。由此,我在对这些窗花惊叹之余,最为看重的,就是创造这种艺术的工具:一把普通的剪子。在这些婆姨们手上,一把剪子,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它能真实或者夸张地铰出存在于陕北的所有物象。谁会相信,这些很抽象的窗花是出自一群文化水平极低的陕北女人之手?有时,我更愿意这样说:窗花,是一种与人俱存的艺术。上苍在造人的同时,就很认真地创造了它。
⑥当我冒着一天的雪花,要敲开一户人家的窑门时,我想,在紧挨着窗户的炕头上,应该坐着一位铰窗花的老人。她那不停的剪子声,应该是在雪的覆盖下,唯一剩下来的一种超越感觉的响动,我也应该在开口说话之前,先去摸一摸这双虽被剪子磨僵,却能铰活陕北的手……
⑦站在贴得红堂堂的窗花里,我敲门的手,好光亮呵。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百家(上)》,有删改)

中等

材料:
我们开始写作时,有时也许为出名;有时也许为想挣稿费;有时则受编辑先生的逼迫,情不可却,我们动机可说并不纯粹。不过写到后来,我们把这些都忘记了,我们的精神飞腾到忘我忘人的境界,我们的思想白热化到要把整个的自己融化,我们只是写、写、写,忘记疲劳、忘记饥渴、忘记疾病,要把自己最后一滴精力都绞沥出来,来完成一件自己认为满意的艺术品。司马相如写《子虚赋》,焕然如醒,昏然如睡者百日;扬雄作某文,构思极苦,梦见己身五脏流出满地;但丁完成《神曲》最后部分,自觉精力枯涸,不能再振,不久病死。他们以宝贵生命去兑换艺术的完美,除了为创作而创作之外,还有别的企图吗?作家必如此,才算艺术忠臣,文艺必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才有永久的生命。
不过我说这话也许有人要提出反驳,他们说倘使文艺创作果然是受神秘的内在力量之压迫,是作家于不自觉之中为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努力,则作家的作品应该篇篇纯正才对。为什么世间偏有许多诲淫诲盗的小说,浪漫颓废,堕人志气的诗歌,及各种方式的不道德的文艺呢?作家撰写这类作品,说图名,则此类作品每采匿名方式,说图利,则那时代人的写作十之八九没有稿费版税可收,可见他们的动机也甚纯洁,但作品的结果则与文化进步背道而驰,可见你的话是没有根据的了。这种事实,我也承认,不过原因也很复杂,有教育环境的关系,有个性兴趣的关系,致作家走错方向,故文学之需要纯正的批评亦犹做人之需要生活规律的约束。(选自苏雪林《谈文学创作的动机》)

中等

材料:
古文的写作讲气,词句的短长与声调的高下,说话时的婉转或激昂,都是由气势决定的。
这个气势里就含有作者的感情在内。作者由气势决定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读者则从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中去求气,得到了气,就能体会到作者写作时的感情,这就是因声求气。
就作者来说,他在写作时,不是考虑什么手法,而是考虑怎样把意思表达清楚,表达正确,怎样把感情表达出来。手法是从声情的变化中自然形成的。不是学会了种种手法,才让自己的情意去凑合各种手法。一凑合就成了做作,就写不好文章了。要达到前人写作的境界,就要学通他们下笔的精妙处;要懂得他们写作是本于准确地表达情意的自然流露,而不是有意做作。这样,到自己写作时,才能本着自己的情意,透过气势来表达声情,在表达不同的声情中自然形成各种不同的艺术手法。因声求气不光是会读出文章的声情来,还要求能长久熟读。这样读,当然是读经过时间考验的名篇;这样读,也是提高阅读能力的最简便方法。由于熟读,接触书里的词汇时,不是孤立的,而是连同整个句子一起记熟的。这样,当对这个词完全懂得时,就对这个词在不同句子里的意义变化,以及在不同句子里的不同用法都懂了。自己在写作时,可使之用得合乎法则。因声求气,就是透过熟读来学习写作的一种方法。(摘自周振甫《文章例话(节选)》)

中等

木星上的知识之光
    之前我们曾提到小孩子的感知机制和物理学家抽象的思维飞跃有异曲同工之妙下面就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1610年伽利略把他刚刚制作出来的第一架望远镜对准了满天繁星。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行星和恒星的区别还远不像现在这么清晰。有些星星尽管看上去是以别的星星为背景来运动的但这种运动的原因尚未明了。伽利略选择以木星为现察对象并不代表他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就是因为木星是天空中最明亮的星星之一,所以最吸引人。
    伽利略的第一个惊人发现就是木星并不仅仅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小圆圈这意味着这个“光点”很可能是一个有固定大小的实体伽利略一定见过一个人提着灯笼慢慢走近他的场景。在远处。这个灯笼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没有大小的点,但是慢慢地,这个点慢慢变大,就成了具有某一直径的圆。正是通过与他所熟悉的现象的类比伽利略才能够把木星当时的这个光点想象成一个物体这个物体和他身边的东西并没有本质区别,他的第二个惊人发现就是在木星这个白色圆圈的背景里有几个微小的黑点。那么第三个发现来了。这些小黑点都沿着直线穿过这个圆圈,有些需要几小时有些则需要好几天。更有意思的是每当这些小黑点到达白色圆圈的边缘时它们就会变成白色,与圆圈外的黑色背景形成对比。之后小黑点会继续沿着直线运动。但是会慢下来然后停下来,再沿着相反的方向运动。当它回到白色圆圈的边缘时就会完全消失,一段时间后才在白色圆圈的另一端出现。
    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讨论伽利略划时代科学发现中的细节,而是想看看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是如何解释他通过望远镜所看到的现象的伽利略认为木星是一个球形的物体并且有不少较小的物体绕着木星做严格的周期运动。周期从2天到15天不等,这取决于他正在研究哪一个小黑点。伽利略还知道地球也是圆的井且月球围绕地球做规则的周期运动周期约为30天。所有这些信息放在一起。让伽利略灵光一现他“看"到了天空中的第二个地球并且由好几个月亮环绕着。我们给“看"加上引号是为了提醒读者:伽利略“感知”这个天文现象的关键时刻是他对该现象产生了自己的理解而不是他的视觉发生了改变因为达到他的视网膜的光线没有发生丝毫变化。在地球的卫星月亮和木星的小白点(或者说是小黑点这取决于这个点到底在木星的哪个位置)之间建立起类比关系是伽利略的天才之见——一位智者的“远见"。
    就算其他人也有一台望远镜就算他们花几个星期盯着星星看同样只关注木星也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能看到伽利略看到的类比。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在那个年代。“月亮"这个词仅仅被用来特指一个物体没有任何一个活着的人敢想象两个或者更多的“月亮"如果有人胆敢这么想那简直就是自取灭亡:只要想想1600年的布诺仅仅是因为提出宇宙中还有许多和我们所在的世界相同的世界,就在罗马被活活烧死。更重要的是伽利略通过类比大胆地想象出好几个月亮来虽然这个类比对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讲都显得十分可笑毕竟这个类比是把我们的世界(对当时的大部分人来说,“世界”和“地球”是同义词)和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光点连结起来了。这个类比虽然看上去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还是让人们接受了字宙中存在多个“地球”的可能性。因为木星就可以被比作另一个地球。接下来人们又接受了宇宙中可能有许多个月球,并称其为卫星。"卫星”这个概念就这样产生了。从此,任何一个天体,甚至卫星,都可以有多个围绕它转动的卫星。
    伽利略将自己所熟悉的地球上的场景,也就是一个或几个物体围绕一个中心物体旋转的现象通过类比复制到太空。他设想在天空中有许多小的物体绕着一个大的物体转这是前人都没有想到过的。他的天才之处在于将整个希望寄于哥白尼十分大胆的日心说并且认为我们头顶的天空绝不是一幅为了让人类生活更美好的漂亮的二维壁画,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这个空间完全不受人类左右它虽然和地球上的空间十分相似但比地球空间要广袤得多,因此能够承载那些大小未知的天体成为它们运动的场所。其实伽利略对木星及其卫星的大小一无所知,当然了,他可以猜测木星大概和地球差不多大但这只能是一种猜测,因为他能看到的仅仅就是小光点罢了。对他来说,木星可能只有他观星的小镇柏多瓦那么大,也可能比地球还要大100倍。伽利略所作出或者感知到的类比是建立在巨大而又实在的地球和月球与小到微不足道的木星及其卫星之间的尽管木星及其卫星也可能被想象成巨大而又实在的物体。
    伽利略的深刻洞见和小孩子将非常小的玩具卡车看作卡车这一范畴是否有本质上的不同呢?因为卡车这个范畴中的其他成员也像地球一样大到让小孩子难以观察。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一个很小的物体被想象成一个很大的物体同时观察者都是通过熟感的事物去了解不熟感的事物。
    那么我们在伽利略的发现和小孩子所作的归类之间作类比,能否算作从一个类比到另一个类比的认知飞跃呢?小孩子将地板上不能发声、没有气味的塑料玩具卡车与在高速公路上跑着的,声振屋瓦排放尾气的大卡车联系起来时所做的小型认知飞跃,是否与伽利略将脚下的地球,头顶的明月与遥远的木星及其卫星联系起来时所做的复杂认知飞跃大同小异呢?
    小孩子正确叫出一个物体的标准名字,与大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概念并改变人类的命运二者是否同出一辙?在此我们暂不深究以上问题但我们已经播下了这些问题的种子。接下来需要更细致地研究那些最常见的范畴的细微之处才能深入探究这些问题的答案。(摘编自侯世达、桑德尔《表象与本质》)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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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文化是民族进步之魂,但是对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中国来说,文化的进步却是较为缓慢的,所取得的影响远没有经济领域明显,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不容否认,急功近利的心态是导致文化浮躁的重要原因。"快"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不变节奏,无形中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以“快”来博取“价值”的时代。当改革的现实进程与人们的心理预期形成反差时,焦虑、浮躁的文化心态便随之出现。
       文化浮躁的突出表现,就是整个社会都急于求成:普通人期待一夜成名,渴望一夜暴富;地方管理动辄宏观战略,贪大求洋,不再扎实肯干、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科研人员不肯再刻苦钻研、兢兢业业;企业经营者不再诚实劳动、诚信守诺、合法经营;甚至于一些社会决策也只顾眼前利益,忽略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人们耐不住寂寞,守不住自我,静不下心来,急功近利、心浮气躁,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在这种文化浮躁的氛围中,文化生活似乎越来越与真、善、美渐行渐远。文化对社会的推动力,通常是在潜移默化中释放出来的,真正的文化应该对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因为文化的人文本性要求人们必须诉诸恒常的价值关切。在一个文化底蕴厚重的社会里,作为世代累积沉淀下来的文化习惯和文化信念,理应渗透于百姓的生活实践中,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稳定性要素。文化需要固根扶本,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源源不断的、充足的精神资源,以满足全社会的精神慰藉之需求。抑制文化浮躁,首先需要夯实全民族的信仰根基。信仰既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根本因素。信仰危机是社会浮躁的根源,而文化浮躁,实际上也是文化精神支柱缺失的“躁动而浮”。心中有明确的信仰,我们才会“不畏浮云遮望眼”,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守住我们最想要的东西。信仰的弱化与分散,对一个向上的民族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它会使人的心灵无所皈依,会弱化民族的奋发自强精神。 抑制文化浮躁,还需要自觉培育民族文化自信心。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强势影响并改变着中国既有的文化格局,加剧了中国的文化震荡,这种文化落差在催生了国人浮躁心态的同时,也挫伤了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甚至出现了文化的价值迷失。今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我们有幸迎来了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契机。我们要涵养我们的文化元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一个文化创新的时代,一定是一个充满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 抑制文化浮躁,无疑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让每个人沉下心来,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和思考,激发出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唯有如此,全社会才会面对中国社会发展凝聚共识,更加从容与自信地走向未来。——摘编自邹广文《抑制文化浮躁》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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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思想的一种“元”思想。“元”(meta)的意思是在人类各种思想观念后面所进行的“更进一步”的反思性思想或者奠基性的思想。 
哲学到底有什么用处?别的思想方法有什么用,我们都很清楚:科学方法能够发现自然规律,逻辑方法能保证正确的分析和推理,艺术方法可用于创造作品,可是哲学的方法能用来做什么呢?如果说,哲学只是让人见见思想的世面,让人的思想变得大气而不小气,这当然很好,但恐怕不够。哲学还必须证明它的必要性。既然有了其他思想方法,我们为什么还一定需要哲学方法?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哲学,它就必须有某种不可代替的用处。说得再明确一点,哲学所要做的那种“更进一步”的研究真的很有必要吗?这种疑惑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即使没有哲学,人们也照样生活和思考,照样劳动生产,照样生儿育女,照样发动战争,照样追求利益和荣誉,江山照样如此多娇,浪花照样淘尽英雄。但奇怪的是,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思考晢学问题,人类思想总是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哲学问题。看来,当思想深入到一定的层次,晢学就成为必需的。没有哲学的思想是不健全的思想。 
然而,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哪些指导性的思想是可靠可信的呢?那些指导性的思想会不会实际上把事情搞错了?无论如何,任何一种指导性的思想,它本身都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不能盲目地相信某一种思想观念,不能因为许多人相信某种看法就随波逐流,也不能因为某种观点好像振振有词就相信它,更不能因为某种说法看上去很美就相信它。 
随便哪一种看法,不管它把世界和生活看成什么样,这种看法并不能证眀它自身是真的。要把一种规定硬说成是合理的,我们只能根据“更进一步”的规定来充当道理。同样,一种看法,或者一种思想,也不能证明它本身是正确的,这相当于,我说“我是正确的“并不算已经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必须对思想观念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来判断这些思想观念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好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些思想观念。 
好哲学虽然怀着“平常心”,却有着“异常思“, 哲学所思考的虽然是一些很平常很普通的问题,但是,思考角度和方式超凡脱俗、异乎寻常,这正是哲学思想方法的价值所在。哲学的方法使我们能够获得超出知识范围的智慧,而正是那些充满智慧的理解方式始终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塑造着人类的整个思想风格和结构。可以做一个比较:科学不断增加人类的知识、扩大人类的视野,哲学则不断增强人类的思想能力、更新着人类的眼光。那么,哲学的“异常思”到底异常在哪里?这很难概括,不过哲学往往从某种与普通思想方式不同的思想方式去重新思考问题,它能够开拓更多的思想可能性。 
(摘编自赵汀阳《思想的功夫》)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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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小读者的信
亲爱的小朋友:
感谢《北京日报》,它让我占用报纸的篇幅,来给小朋友们写一封公开的回信。
这些年来,我几乎每天都会得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小朋友们的信。在这些笔迹端整、文字流畅的信里,你们都殷勤地问起我的健康、生活和工作的情况,随后就告诉我你们自己的学习生活和课外活动,也提出一些问题要我解答。有的信里还附带有你们自己写的诗、文和画的图画;或是一条红领巾,甚至有小石子和花瓣。你们的每一封信都使我感到我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世界上被爱被关怀的人是幸福的,但我还记得有一句古语说:“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的确,使别人感到幸福的人,他自己必然也会感到“付与”的快乐和满足。你们问我的问题中,就有一条是“什么是幸福?”我怕我自己回答得不全面或不准确,我查了《辞海》,上面说幸福是“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你们给我快乐时,你们自己不也感到心情舒畅吗?
你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理想?”《辞海》上说理想是“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的想象”。你们中间有许多人说长大了想当一个作家。我觉得只要你们不断地向着这个目标“奋斗”,一面要勤奋地多写——每逢有使你感动的事情,你就抓住这激动的真挚的感情把它写下来。一面还要广泛地多读——多读一些古往今来的中外作家的作品,取得叙述和描写的能力。写作时千万不要抄袭模仿,矫揉造作,也不要堆砌词藻、无病而呻。只要你感情真挚,而且词能达意,写得多了,眼睛雪亮的广大读者,就会承认你是个有希望的小作家。
你们读到这封信时,正是你们在过着自己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前夕,我祝贺你们节日快乐。你们这一代儿童,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你们从长辈们的手里接过来的节日礼物,一定很多。我知道你们会永远记住“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这条真理,除了以自己“三好”的成绩来报答上一代人对你们的爱护与关怀之外,还把你们得到的礼物,尽量尽情地和同代人一同享受,我想在这一天你们一定会感到非常非常得快乐!
和你们同乐的朋友冰心
1986 年 5 月 21 日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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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跋:绵延千年的点赞艺术
题跋是写在书籍、字画等前后的文字的总称。写在前面即右侧的文字称“题”,写在后面即左侧的文字称“跋”。这是由卷轴的形式特点决定,符合中国古代从右到左、从上到下的观赏习惯的。内容多为品评、鉴赏、考订、记事等。鉴于字画中的题跋更常见、更典型,因此以字画为例解说题跋更合适些。
魏晋南北朝是题跋的萌芽期,那时绘画是一种职业,画师无需读书认字,主要任务就是在寺庙里画壁画,或者去宫廷画皇帝、妃子的肖像,当然不会在画上署名,只有极少的王公贵族才会在作品上留下署名,顾恺之就是目前所知第一位在画作上留下签名的人。
宋代是题跋的发展期,皇帝艺术家宋徽宗功不可没,他用瘦金体独创了一种签名“天下一人”,这四个字可作花押款,就好像是自己对自己的画进行认证。上行下效,于是更多的画家开始在画上签名。起初他们不敢堂而皇之地署名,只能偷偷地把名字写在树干上、山峰上。所以,如果一幅画上有画家自己的签名,那通常是宋代以后的作品。
元代是题跋的兴盛期。到了元代,倪瓒那一批画家就彻底不顾忌签名。他们的文人画,讲究诗书入画,有诗有序,作品才算完整,于是题跋成了书画的重要组成部分。题跋中除了签名,一般还要交代创作的时间、地点、人物,或者写首诗配合画面,生怕后人感受不到画家的情绪。这样一来,对画家的要求就高了,不仅要会写诗,还要书法好,最重要的是会搭配,整体美观。画画的人变了,画作自然也就不同了,就好比文艺青年喜欢往各种无聊的地方增加难度,并且乐此不疲。
除了书画家给自己的作品写题跋,更多的收藏家、鉴赏家也为作品写题跋。比如现存最早的山水画:隋朝画家展子虔的画作《游春图》,本来没有名字,被宋徽宗收藏后,大笔一挥,在右侧写了展子虔游春图六个字。以后就叫这个名字了。后世的收藏家、鉴赏家们,不断将自己的品评与鉴赏附于作品之后。这一代代流传下来的题跋,宛若绵延千年的艺术“点赞”,构成了一幅画完整的价值,使书画具有了历久弥新的艺术生命。
题跋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像破案一样提供这幅画的创作线索,这幅画怎么来的?后一个写题跋的人也是根据前一个人提供的线索对这幅画作出自己的判断。所以我们在看一幅画的时候千万不能略过题跋,比如《清明上河图》的题跋就足以拍一部穿越古今三生三世的电视连续剧了。金人张著的题跋让后人破解了《清明上河图》的作者之谜,但还有一个谜没有破解。张著在题跋中说,宋徽宗也为 《清明上河图》写过题跋,但我们现在看到的画卷中却没有,而且画卷的长度也比明代李东阳题跋中所记录的少了近两米,这消失的部分去了哪儿呢?《清明上河图》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呢?
题跋是不是比原画更有看头?总之,题跋就是一幅画存在的证据,是一幅画背后的故事,字里行间,骨肉丰满。所以,请好好对待一幅画的题跋吧!
(选自《山山水水聊聊画画》,有删改)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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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文化是民族进步之魂,但是对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中国来说,文化的进步却是较为缓慢的,所取得的影响远没有经济领域明显,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不容否认,急功近利的心态是导致文化浮躁的重要原因。"快"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不变节奏,无形中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以“快”来博取“价值”的时代。当改革的现实进程与人们的心理预期形成反差时,焦虑、浮躁的文化心态便随之出现。
       文化浮躁的突出表现,就是整个社会都急于求成:普通人期待一夜成名,渴望一夜暴富;地方管理动辄宏观战略,贪大求洋,不再扎实肯干、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科研人员不肯再刻苦钻研、兢兢业业;企业经营者不再诚实劳动、诚信守诺、合法经营;甚至于一些社会决策也只顾眼前利益,忽略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人们耐不住寂寞,守不住自我,静不下心来,急功近利、心浮气躁,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在这种文化浮躁的氛围中,文化生活似乎越来越与真、善、美渐行渐远。文化对社会的推动力,通常是在潜移默化中释放出来的,真正的文化应该对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因为文化的人文本性要求人们必须诉诸恒常的价值关切。在一个文化底蕴厚重的社会里,作为世代累积沉淀下来的文化习惯和文化信念,理应渗透于百姓的生活实践中,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稳定性要素。文化需要固根扶本,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源源不断的、充足的精神资源,以满足全社会的精神慰藉之需求。抑制文化浮躁,首先需要夯实全民族的信仰根基。信仰既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根本因素。信仰危机是社会浮躁的根源,而文化浮躁,实际上也是文化精神支柱缺失的“躁动而浮”。心中有明确的信仰,我们才会“不畏浮云遮望眼”,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守住我们最想要的东西。信仰的弱化与分散,对一个向上的民族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它会使人的心灵无所皈依,会弱化民族的奋发自强精神。 抑制文化浮躁,还需要自觉培育民族文化自信心。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强势影响并改变着中国既有的文化格局,加剧了中国的文化震荡,这种文化落差在催生了国人浮躁心态的同时,也挫伤了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甚至出现了文化的价值迷失。今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我们有幸迎来了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契机。我们要涵养我们的文化元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一个文化创新的时代,一定是一个充满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 抑制文化浮躁,无疑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让每个人沉下心来,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和思考,激发出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唯有如此,全社会才会面对中国社会发展凝聚共识,更加从容与自信地走向未来。——摘编自邹广文《抑制文化浮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