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李国文的《改选》、李凖的《灰色的帆篷》等短篇小说，勇于正视现实矛盾，大胆干预生活，触及人的灵魂，表现了较强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再一类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宗璞的《红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短篇小说，冲破表现人情、人性的禁区，大胆地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充满浓郁的人情味。这两类作品主要出现于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之后，因此也被称为“百花文学”，它们在50年代后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粗暴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