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人生的境界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认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
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
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 国内外有一些学者把生态整体主义称为“生态中心主义”。这并不准确，甚至可以说是用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误解生态整体观。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它超越了以人类利益为根本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它要求人们为了生态整体的利益而不只是人类自身的利益自觉主动地限制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求、经济增长和生活消费。人类真的可以做到超越自身局限进而站在整个生态系统的高度考察问题吗?回答是：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固然，人像其他生物一样，具有从自己的角度认识事物并为自身的利益攫取生态资源的本性；但这并不能成为人类不能、也不该为生态系统整体利益考虑的理由。人是唯一有理性的物种，人是高贵的物种。人的理性曾经使得他超越了万物，把自己视为世间唯一的主宰和管理者：而今，理性也可以而且必须使他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站在生态系统整体的高度去保护自然万物。人类还是有同情心的物种，同情心使人类能够超越自身的视野、经验和利益的局限去认识和关怀万事万物。如果人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不能设身处地地为他者考虑，那么，在人类社会的范围里，人们不可能做到超越个人中心、男性中心、白种人中心。否认人类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与否认人类能够抛弃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逻辑是完全相同的。 人是有局限的物种，也是还在演进和变化的物种，在演化进程中也曾经犯过无数的错误。从生态危机和生态整体观的角度来看，人类几千年来所犯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为尺度，没有清楚而深刻地认识到与人类长久存在密切相关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这个错误导致了无数可怕的、难以挽救的灾难。今后，如果人类还要继续以自己的意愿为唯一判断标准，则必将犯更多、更可怕的错误，直至自己走向灭亡。生态整体主义倡导人类跳出数千年来的思路，努力去认识生态系统，进而将认识到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衡量人类一切观念、行为、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的基本标准，为防止人类重蹈覆辙、为人类缓解乃至最终消除生态危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根源。
材料： 攥一把芳香的泥土 ①故乡三面环山，土地不贫瘠也不肥沃，依然保留着传统农耕文明的习俗和风貌。【置身故乡的田间地头，格外兴奋踏实。泥土的故乡，扎满我生命的根须，是我心灵皈依和朝拜的圣地。】②我和妻子借假日回到地处沂蒙山区东部的老家。早饭后，跨进父母精心打理的菜园，只见一片片韭菜、大蒜、小葱、白菜、生菜，你挤我，我挨你，长得亲密而兴旺。夜晚与爹娘拉呱半宿，像品尝味道醇正的陈酿，甘美香甜，余味悠长。盖着母亲提前晾晒过的被子，有一股阳光的味道扑面而来，勾起许多记忆。 ③难忘童年时代，我放学后扔下书包就去沟底岭剜菜、割草、放羊。麦苗浇过返青水，麦苗间弥漫着薄薄的雾气，伴随各种野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夏季，田间、沟底、河沿上的野草紧紧抓住大地，长得墨绿、茁壮、坚韧，那是上等的牲畜饲料。 ④我深爱土地，缘于我的祖辈，尤其是我的爷爷。爷爷一生坎坷，七八岁时就为富裕人家放牛。后来，有了自己的土地，便把土地当作命根子，无论是耕种、管理、收获，都精掐细算，妥妥帖帖。每次下地，必须先把鞋脱了，直接光着脚板。爷爷说，地是通人性的，可不能用鞋踏。如果踏了，地就喘不动气了，庄稼也就不爱长了。因而全家人把土地当作恩人、亲人，春夏秋冬，义无反顾地爱惜、保护着。 ⑤父亲就像能感觉到土地的体温和脉动。他经常把责任田深翻整平、刨垄调畦，体味土地苏醒的喧哗与冲动。记得那年播种前，父亲走到地中央，深深刨了几镢头，轻轻跪下右腿，将十指插入泥土中，用力攥一把，看一看土地的墒情，放到鼻子前闻一闻，口里念叨着：“这土，多润呀！这土，多香呀，这土，多肥呀！肯长庄稼，种啥都成！”那是父亲一生重复了许多次的庄重礼仪和独特享受。人勤地不懒。那普通的土坷垃，在串串汗珠的浸润下，长出一茬茬小麦、地瓜、苞米，点缀着全家人幸福的鼾声。那把弯弯的镰刀，在父母布满老茧的手里，飞快地收割生活的希望。 ⑥记得童年时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捏泥巴、塑泥哨、摔跤等游戏，每项游戏都离不开泥土。山地上的土壤是砂土质的，干净，爽气。大家沐浴着温煦的阳光，手里抓满温软的浮土，让土从指缝里慢慢漏下来，看细土在头皮上、脖子上、肩膀上、胳膊上水一样流淌，挂在密密的汗毛上，一会工夫，个个除了眼睛外，都成了“泥娃娃”。然后跳到池塘或河溪中冲洗干净，周身光滑。那是多么惬意和幸福的童年！ ⑦游子在外，根依然扎在故乡的泥土中，血液依然流淌在那片土地上。因为心里装着乡村的碾磨、土坯房、庄稼地和亲人，于是就有了根深蒂固的乡情和刻骨铭心的故园情结。 ⑧年复一年，土地一声不吭地奉献着。只要用犁深翻，依然露出一层层新土。万物生长于泥土，又回归于泥土。故乡的土地上，有我的祖辈辛勤耕耘的足痕和生活艰辛的泪滴，记载着一代代人的苦乐、荣辱与辉煌，包括安睡在山坡上的坟墓；又孕育着一代又一代新生命，常有婴儿清脆的啼哭划破山乡的黎明…… ⑨赤脚走在故乡的土地上，攥一把芳香的泥土，一股地气从脚底板一下传遍全身，顿增许多昂扬向上的力量。（文/厉彦林，摘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时空共享文化 廖先旺 人们常以法国文化讲究“个人主义”，东方文化讲究“集体主义”来区分两者的不同。 其实， 在法国社会发展和人们工作生活各个方面都在施行着一种“共享”理念，一致努力建设着一种“共享文化”。 一般认为“共享”的理念是指某一时间大家分享某一物或者空间。如：法国里昂市成功推行“共享”自行车来缓解交通与污染问题；收割季节，法国农民开拖拉机时压过邻居麦地、草场是不成文的“共享”行规；法国农业史上记载，中世纪农民实行土地轮作制，休耕时，其他村民有权将牛羊放进处于休耕状态的邻居家地里吃草；在法国地方市镇中，凡在该市有固定住房和固定纳税账户的居民，有权共享该市镇集体的山林和其它集体的收获，如木柴、水果、旅游收入等；法国城市住宅区内的公共区域、公共财产与业主私有空间和物品在物业法上规定得十分细致明确，公共建筑物上不会任意摆放个人物品或作个人的装饰。至于在公共场所讲卫生、爱惜公物等，其实也可视作是对“共享文化”的另一种诠释。 此外，以更富有哲学意味的视角来看，共享也包括时间上的共享。如排队，法国在多窗口前一般只排一个队，临到窗口前再分开，大家“共享”同一个“顺序”，即使一个窗口临时关闭，队伍也无须重排；在法国有许多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不仅有住宅，也有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设施，如水塔、旧厂房、采煤坑道、旧火车站、军事工事、旧战场、城堡，各个年代能够保存下来的全都尽可能保存着，即使无法保存整体，也要保存其特征，尽可能少地点缀现代的内容；又如，法国人喜欢租用一些平时使用频率较少的临时性物品，如临时的建筑、展览或会议使用的大帐篷、舞台、房车、临时住房、临时音乐会场地和停车场等。凡此种种措施与做法，直接的目的是减少资源浪费，而与永久性的历史建筑物和遗址共享同一片土地，不同时代的人通过遗产、土地和共同的家园，都有机会站上历史的舞台，让每个时代的人都享有留下烙印的空间，则是一个更具战略意义的目标。 法国一个关于开放房地产的年度报告中曾引用古埃及的谚语：“我们并非从祖先手中继承了地球，而只是从那里接过来传给下一代。”细想一下，这种对历史文化的珍惜与爱护，就是一种“时间”上的“共享文化”，它要求“各领风骚几百年”，而不要“风骚独领几百年”。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共享文化”，拉德芳斯新区的摩天高楼可能早就取代了“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也将会被什么“大道”更替，快餐文化也会取代法国大餐。那么，今天的法国人至多只能看到当代人的面孔，却永远只能在书本中去猜想祖先的足迹了。（选自《人民日报》2007-11-28第08版）
书籍，可以是生活中的太阳，也可以是生活中的月亮。这样一想，我们就很容易分清两类读书人。 将书籍当作太阳的人，大都在白天读书。他们希望有了书的照耀，生存道路上的艰难可以像冰一样迅速融化，前进的障碍、陷阱可以跃过或者躲开。有书的帮助，他们能看见自己想看的，得到自己想要的，明白自己还想看什么，还想要什么。他们歌颂太阳，只是因为太阳给他们光明；他们喜欢书籍，只是因为书籍帮他们走路。太阳不是闲来无事挂在天上玩的，白天读书的人也不大会读闲书或者无用的书。他们只要阳光，只要书中有用的东西，不如此，就感到自己年华虚度，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将书籍作为月亮的人，喜欢在晚上读书。日落西山，热气渐消；月上柳梢，银光乍泄；亮起一盏灯，与窗外灯光辉映；随手从满架琳琅中抽出一本有趣的书，闲读。夜深人静，步出书房，庭中望月，心静如水。他们知道自己是无用之人，但不计较；他们清楚自己在读无用之书，但还是觉得有趣。他们为轻松而读书，借此摆脱生活的沉重。以书下酒，邀月同饮，个中乐趣不图与人分享，只求书不是盗版，酒不是伪劣，月不是假冒。至于白天的事，万事随缘，由它去吧！ 白天读书的人，志在将梦想变为现实；晚上读书的人，意在将追梦变成守望。阳光下读书，梦在书外，月光下读书，梦在书中。 （摘编自胡洪侠《书中日月长》）
材料：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对于“80后”“90后”的青年一代，特别是城镇里的“新生代”来说，俭朴节约却似乎是一个新鲜事儿。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物质贫乏的年代，没有饥肠辘辘的切身感受，相反，却生活在舒适滋润，甚至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的物质和文化条件优越的时代环境中。如今他们步入社会不久或刚刚走上社会，就要直面不期而至的金融风暴和经济疲软。在经济寒潮面前，他们中的一些人摒弃了“抠门”这个概念，拿了“节俭”这个有效武器。 我们应该肯定这种变化，并顺势呼唤传统“节俭”意识的回归。同时，又要引导青年人包括老一辈，全面把握节俭的时代意义和内涵，自觉地把节俭品德持之以恒、发扬光大，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今的“节俭”是在一种新的人民生活水准、国家发展水平和社会、国际平台上的“节俭”。今天我们所主张的“节俭”，并不是一味地讲求清苦贫困，要人们什么都去省、一切都不要用，而是要人们能省则省、该用则用。因为即使在古代，人们也认为“圣人制用，丰约各有适”。对于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来说，应当以保持相对舒适甚至体面的生活为前提。但是，消费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来不是单纯地满足衣食住行的要求，而是伴随着心理上的需求。“俭朴并不是要人脱离世俗的欢乐，而是摆脱那些仅仅是投合我们的虚荣心及欲望。”让生活丰富多彩，提高生活品位和层次并不必然地和挥霍浪费画等号。只是说要在工作和生活中做个有心人，能尽量做到节俭。“节约是避免不必要开支的科学，是合理安排我们财富的艺术”，而且“它能使人最大限度地享用生活”。 目前，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经济增速过快而导致的下滑趋势，中央提出了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这是十分正确的。但这种消费是指必需、正当和合理的消费，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 消费不能是盲目的。消费需要引导，需要健康、科学而有序。社会消费水平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又要推动经济。个人消费除要量力而行、量入而出外，还应提高消费品质。我们应当基于对经济的研判，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清醒认识和正确的消费文化来指导和统领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一个理智的消费者。我们要全面准确地领会中央的精神，一方面要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要避免片面强调消费，重蹈美国社会一度消费无度导致金融危机的覆辙。 （节选自龙舟《节俭的时代新意与消费》）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你接收了春的绚烂和夏的繁荣，你也接收了春的张狂和夏的任性；你接收了生命从开始萌生，到逐渐成熟，这期间的种种苦恼、挣扎、失望、焦虑、怨忿和哀伤；你也容纳了它们的欢乐、得意、胜利、收获、和颂赞。你告诉我：生命的过程注定是由激越到安详，由绚烂到平淡，一切情绪上的激荡终会过去，一切彩色喧哗终会消隐。如果你爱生命，你该不怕去体尝。因为到了这一天，树高千尺，落叶归根，一切终要回返大地，消失于那一片渺远深沉的棕土。到了沉埋在秋的泥土中，去安享生命最后的胜利，去吟唱生命真实的凯歌！ 生命不是虚空，它如厚重的大地一般真实而具体。因此，你应在执着的时候执着，沉迷的时候沉迷，清醒的时候清醒。 如今，在这亚热带的蓝天白云间，我仍读到你智慧的低语。我不但以爱和礼赞的心情来记住生命的欢乐，也同样以爱和礼赞的心情去纪念——生命中难得出现的那几年的刻骨的悲哀与伤痛。 而今后，我更要以较为冲淡的心情去了解，了解那属于你的冷然的清醒、超逸的豁达、不变的安闲和永恒的宁静！ （节选自罗兰《写给秋天》）
材料： 世界各国文化都包含无形和有形两个层面，这二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称为“道”和“艺”。各种具体的学问，可称为“艺”；万物共通的道理，可称为“道”。 在中国文化中，“道”和“艺”之间是统一不可分的关系，并着重强调“由艺臻道，以道统艺”，“求道”被作为一切“艺”的根本指归。 “道”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道文化”也不为过，它以传道、明道、行道为指归，以求道、悟道、振道为根本，以载道为内涵，以达道为究竟。儒家将其表述为“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有心悟”，下学“人伦日用”，上达“天道性命”，就是说要从具体的“艺”上升到 “道”，用“道”来指导“艺”。 “艺”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丰富。孔子在《礼记》中多次提到要以“六艺”来教育青少年。“六艺” 即礼、乐、射、御、书、数。礼乐指各种礼仪规范、唱歌、跳舞等，属于文艺范畴；射御包括射箭、骑马等体育运动，属于武艺范畴；书数指书法、算数、天文地理等知识，属于技艺范畴。因此，“艺”包含文艺、武艺、技艺等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知识和技能。朱熹《大学章句·序》中提到：“人生八岁……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可见，古人从小就要学习诸多“艺” 层面的知识，这对于提高个人修养非常重要。举例来说，武艺中的“射”在古代是相当被重视的活动，因为它不仅是简单的体育运动，通过这项活动还可以培养心性：射箭时必须身体端正，精力集中，心无旁骛，若射不中也当反躬自问，而非怨天尤人。古人通过简单的“射”提炼出了丰富的“道”的内涵。 古代多数老百姓不识字，却懂得做人的道理，他们的观念就是从说唱、戏曲中学得的。传统戏曲作为一种“高台教化”，其中的正邪虽然过于脸谱化，但恰恰是这些让人们懂得了善恶之分。艺术的呈现和发展，一定要遵从“由艺臻道，以道统艺”的传统精神，努力恢复艺术陶冶性情、净化人心、提升人生、和谐社会的本来功能，不要让艺术异化为拼比技巧、追逐名利、刺激感官、煽动人欲、腐蚀心灵、污染社会的玩物。 天地万物，道通为一。《中庸》中讲“道不远人”，但是不是人人都能感受到“道”的存在。“道”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气”，它不是一种简单的物质、精神、能量，跟具体操作层面的气功没有关系，而是一种无法用语言传达的精神力量。而各种门类的“艺”都是可见、可听、可感的，必须通过视、闻、摸，去体会内部所包含的道理，通过外在的形象，达到对其内在理念、观点的体悟与认同，得到更高层次的智慧。 中国古典文化及其注重对“道”的领悟和把握，将这种更高层次的智慧视为文化之魂魄。我们可以从提倡、宣扬古典文化中门类丰富的“艺”入手，进而理解并体会更高层次的“道”，以达到恢复、增进、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 （摘编自楼宇烈《中国文化中的道与艺》）
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 光明在低头的一瞬 迟子建 俄罗斯的教堂，与街头随处可见的人物雕像一样多。雕像多是这个民族历史中各个阶层的伟大人物。大理石、青铜、石膏雕刻着的无一不是人物肉身的姿态，其音容笑貌，在各色材质中如花朵一样绽放。至于这躯壳里的灵魂去了哪里，只有上帝知道了。 莫斯科与圣彼得堡那几座著名的东正教堂，并没有给我留下太美好的印象，因为它们太富丽堂皇了。五彩壁龛中供奉的圣像无一不是镀金的，圣经故事的壁画绚丽得让人眼晕，支撑教堂的柱子也是描金勾银，充满奢华之气。宗教是朴素的，我总觉得教堂的氛围与宗教精神有点相悖。 即使这样，我还是在教堂中领略到了俗世中难以感受到的清凉与圣洁之气。比如安静地在圣洗盆前排着长队等待施洗的人，在布道台上神情凝重地清唱赞美诗的教士。但是这些感动与我在一座小教堂中遇见扫烛油的老妇人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莫斯科的东南方向，有一座被森林和草原环绕的小城——弗拉基米尔，城边有一座教堂，里面有俄罗斯大画师安德烈•鲁勃廖夫的壁画作品。我看过关于这位画师的传记电影，所以相逢他的壁画，有一种惊喜的感觉。教堂里参观的人并不多，我仰着脖子，看安德烈•鲁勃廖夫留在拱顶的画作。同样是画基督，他的用色是单纯的，赭黄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仿佛又老又旧的夕照在弥漫。人物的形态如刀削般直立，其庄严感一览无余，是宗教类壁画中的翘楚。我在心底慨叹：毕竟是大画师啊，敢于用单一的色彩、简约的线条来描绘人物。 透过这些画作，我看到了安德烈•鲁勃廖夫故乡的泥土、树木、河流、风雨雷电和那一缕缕炊烟，没有它们的滋养，是不可能有这种深沉朴素的艺术的。 就在我收回目光，满怀感慨低下头来的一瞬，我被另一幅画面所打动了：有一位裹着头巾的老妇人，正在安静地打扫着凝结在祭坛下面的烛油！ 她起码有六十岁了，她扫烛油时腰是佝偻的，直身的时候腰仍然是佝偻的，足见她承受了岁月的沧桑和重负。她身穿灰蓝色的长袍，戴蓝色的暗花头巾，一手握着把小铁铲，一手提着笤帚，脚畔放着盛烛油的撮子，一丝不苟地打扫着烛油。她像是一个虔诚的教徒，面色白皙，眼窝深陷，脸颊有两道深深的半月形皱纹，微微抿着嘴，表情沉静。教堂里偶尔有游客经过，她绝不张望一眼，而是耐心细致地铲着烛油，待它们聚集到一定程度后，用笤帚扫到铁铲里，倒在撮子中。她做这活儿的时候是那么虔诚，手中的工具没有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她大概是怕惊扰了上帝吧——虽然说几个世纪以来，上帝不断听到刀戈相击的声音，听到枪炮声中贫民的哀号。 我悄悄地站在老妇人的侧面，看着祭坛，看着祭坛下的她。以她的年龄，还在教堂里做着清扫的事务，其家境大约是贫寒的。上帝只有一个，朝拜者却有无数，所以祭坛上蜡炬无数。它们播撒光明的时候，也在流泪。从祭坛上蜂飞蝶舞般飞溅下来的烛泪，最终凝结在一起，汇成一片，牛乳般润泽，琥珀般透明，宛如天使折断了的翅膀。老妇人打扫着的，既是人类祈祷的心声，也是上帝安抚尘世中受苦人的甘露。 这样一个扫烛油的老妇人，使弗拉基米尔之行变得有了意义。她的形象不被世人知晓，也永远不会像莫斯科街头伫立的那些名人雕像一样，被人纪念着，拜谒着。但她的形象却深深地镌刻在了我心中！镌刻在心中的雕像，该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吧？ 我非常喜欢但丁在《神曲》的《天堂篇》中的几句诗，它们像星星一样闪耀在结尾《最后的幻象》中：无比宽宏的天恩啊，由于你／我才胆敢长久仰望那永恒的光明／直到我的眼力在那上面耗尽！ 那个扫烛油的老妇人，也许看到了这永恒的光明，所以她的劳作是安然的。而我从她身上，看到了另一种永恒的光明： 光明的获得不是在仰望的时刻，而是于低头的一瞬！ （有删减）
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 落花枝头 谢大光 初到江南，就碰上了梅雨季节。一夜枕上听雨，辗转不能成寐，清晨推窗望去，雨却停了。天顶上，浓云尚未散开，低低压着房檐；空中还飘浮着若有若无的雨丝；天地间弥漫着一层湿漉漉、静悄悄的青黛色雾霭。院子里的一丝绿树被染得浓荫如墨。朦胧的墨绿中，清晰地闪着点点火红的花朵，宛如一阕厚重、平和的弦乐声中，跳出一管清脆、欢跃的笛音，给这雨后空朗的清晨，增添了不少生气。 咦，已是春花红褪的初夏，为什么花开得这般热烈？ 循着被雨中润白的碎石小路走去，我猛地记起了杨万里的初夏即事诗：“却是石榴知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近前一看，果然是石榴花。这是四株石榴树，分列在窄窄的甬道两侧，枝丫交错，搭起了一座花红叶绿的天然门楼。树只有一人高，花却开得十分繁茂。低头钻进树丛，真像是上元之夜徜徉于灯市之中，前后左右，俯仰四顾，都是火苗一样燃烧着的石榴花。 早就听说石榴树是边开花边结果，花与子并生枝头，十分壮观。如今看去，果真如此。这满树密密层层的花果，真像是一个姊妹比肩的大家庭，在从花到果的生长过程中，呈现出变化微妙的千姿百态——有的蓓蕾婷立，含苞待放；有的半开半合，微露金蕊；有的翩然怒放，喷红流彩；有的花瓣已落，子实新萌；也有花萼圆鼓鼓地胀起，果实已初具规模，挺在枝头随风摇曳。 啊，这些正在开放的花朵、正在成熟的果实，多像一群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子。可是，一阵微风吹过，我感到点点水珠洒落下来。这是花儿果儿们的泪水吗？水珠洒落地上，地上是一片落花的世界。是了，花果洒泪是在向落花依依惜别，是在感激花落的深情。落花静静地躺在大地的怀抱，那么坦然，那么安宁，火红的花瓣在雨水中浸得发胀，将黑黑的泥土染成一片绯色。我第一次注意到落花景象是这般壮丽，一种内在的美好情操震颤着我的心。“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定庵的心和落花可谓相通。人常说：开花结果。殊不知，花落了，果实才能成熟。据说有一种火石榴树，开起花来复瓣繁英，十分好看，却是从来不结果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落花正是新生的标志，实在值得大书特书。 然而，千百年来，关于落花的诗却多是伤感的，哀婉的。黑暗的时代，狂暴的风雨常令未果之花备受挫磨而夭谢，于是，“流水落花春去也”“无可奈何花落去”……就成了千古名句。它们的作者，或是伤春怨女，红颜薄命，或是落魄文人，怀才不遇，只好将花喻己，抒解愁肠。君不见，《红楼梦》中“埋香冢飞燕泣残红”，黛玉小姐的一首葬花词，哭痴了多少人的心。对于摧残人才、践踏新生的社会，这是一个曲折的控诉和抗争。今天，这样的时代应该是过去了。 细微的簌簌声打断了我的遐想，又是几片飞红飘落下来。“落花辞树虽无语，别倩黄鹂告诉春”。多情的落花委托黄鹂向春天嘱咐什么呢？请明年再向枝头上看吧，那满树的繁花硕果就是答案。
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 1992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天阁露玛（Tangalooma），人们开始将鱼投入水中供野生海豚食用。1998年，海豚们开始回报人类，它们不时地将鱼扔上码头。在这件有趣的事件里，人类的投食意图非常明显，但动物们又是怎么想的呢？ 早在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就认为动物和人类的智力只有程序上而非本质上的区别。在其晚年的著作《人类和动物的感情表达》中，他详细研究了鸟类、家畜、灵长类动物以及不同人的喜悦、爱和悲伤。达尔文对待动物的态度，尽管很容易被那些每天接触狗、马或老鼠的人们所认同，却违背了当时欧洲根深蒂固的观念——动物完全没有思想。这种古老的观念源于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学说：人是理智的生灵，与上帝的思想相连，而动物只是肉体机器。笛卡尔的追随者之一，17世纪法国神学家和哲学家马勒伯朗士这样描述动物：“不因食物而快乐，不因痛苦而哭泣，成长而不自知，它们无欲无求，无所畏惧，一无所知。”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生物学界更忠于笛卡尔而非达尔文的学说。尽管动物行为学的学者们并没有排除动物具有思想的可能性，但是却认为思考这个问题几乎无关紧要，因为它无法回答。人们可以研究动物的输入（如食物和环境）或输出（行为）。但动物本身仍然是一个黑盒子：情绪或思想等不可观察的东西超越了客观调查的范畴。一位“行为主义者”（behaviourist）曾在1992年写到：“在任何试图了解动物行为的尝试中，都应当极力避免认为动物具有意识思维，因为这是无法检测且空洞的……” 然而，这些关于动物的狭隘想法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1976年，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教授唐纳德·格里芬（Donald Griffen）不畏阻碍，出版了《动物的觉知问题》（The Question of Animal Awareness）一书。他认为动物确实能够思考，而且这种能力应该受到适当的科学研究。 此后的数十年间，野外和实验室的大量研究工作推动了远离行为主义、接近达尔文观点的共识。然而研究进展仍然艰难而缓慢，正如行为主义者所警告过的，这两种研究类型的证据都可能具有误导性。虽然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是严谨的，但动物在实验室中的表现难免异于野外。野外观察则可能被认为是奇闻异事而不被接受。虽然有的野外观察持续数年甚至几十年之久，并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缺乏严谨性的问题，但这样的研究并不多见。 尽管如此，现在大多数科学家仍然认为他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有些动物确实以有意识的精神体验方式处理信息和表达感情。他们一致认为：大鼠、小鼠、鹦鹉和座头鲸等动物有着复杂的思维能力；一些物种具有曾被认为只属于人类的特性，例如为物品命名和使用工具的能力；还有少数动物，如灵长类动物、鸦科（乌鸦家族）和鲸类（鲸鱼和海豚），具有一些人类眼中接近于文化的东西，藉此它们形成了通过模仿和示范向后代传递信息和能力的独特行为方式。没有任何动物能够单独拥有所有的人类心智特性，但是几乎所有单一的人类心智特性都存在于某种动物身上。（摘编自《动物有思想吗？》，翻译黄森）
对一朵花微笑 我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花了。一大片。好像谁说了一个笑话，把一滩草惹笑了。 我正躺在山坡上想事情。是否我想的事情——一个人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芳唇，忍俊不禁。靠近我身边的两朵，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粉红花瓣，似有吟吟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仍不能遮住笑颜。我禁不住也笑了起来。先是微笑，继而哈哈大笑。这是我第一次在荒野中，一个人笑出声来。 还有一次，我在麦地南边的一片绿草中睡了一觉。我太喜欢这片绿草了，墨绿墨绿，和周围的枯黄野地形成鲜明对比。 我想大概是一个月前，浇灌麦地的人没看好水，或许他把水放进麦田后睡觉去了。水漫过田埂，顺这条乾沟漫漶而下。枯萎多年的荒草终于等来一次生机。那种绿，是积攒了多少年的，一如我目光中的饥渴。我虽不能像一头牛一样扑过去，猛吃一顿，但我可以在绿草中睡一觉。和我喜爱的东西一起睡，做一个梦，也是满足。 一个在枯黄田野上劳忙半世的人，终于等来草木青青的一年。一小片。草木会不会等到我出人头地的一天? 这些简单地长几片叶、伸几条枝、开几瓣小花的草木，从没长高长大、没有茂盛过的草木，每年，从我少有笑容的脸和无精打采的行走中，看到的是否全是不景气？ 我活得太严肃，呆板的脸似乎对生存已经麻木，忘了对一朵花微笑，为一片新叶欢欣和激动。这不容易开一次的花朵，难得长出的一片叶子，在荒野中，我的微笑可能是对一个卑小生命的欢迎和鼓励。就像青青芳草让我看到一生中那些还未到来的美好前景。 以后我觉得，我成了荒野中的一个。真正进入一片荒野其实不容易，荒野旷敞着，这个巨大的门让你努力进入时不经意已经走出来，成为外面人。它的细部永远对你紧闭着。 走进一株草、一滴水、一粒小虫的路可能更远。弄懂一棵草，并不仅限于把草喂到嘴里嚼嚼，尝尝味道。挖一个坑，把自己栽进去，浇点水，直愣愣站上半天，感觉到可能只是腿酸脚麻和腰疼，并不能断定草木长在土里也是这般情景。人没有草木那样深的根，无法知道土深处的事情。人埋在自己的事情里，埋得暗无天日。人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人就渐渐出来了。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以为弄懂了它们，其实我弄懂了自己，我不懂它们。 （选自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
日历 冯骥才 我喜欢用日历，不用月历。 厚厚一本日历是整整一年的日子。每扯下一页，它新的一页——光亮而开阔的一天——便笑嘻嘻地等着我去填满。我喜欢日历每一页后面的"明天"的未知，喜欢它隐含着一种希望。"明天"乃是人生中最富魅力的字眼儿。生命的定义就是拥有明天。它不像"未来"那么过于遥远与空洞。它就守候在门外。走出了今天便进入了全新的明天。明天会是怎样呢？当然，多半还要看你自己的。你快乐它就是快乐的一天，你无聊它就是无聊的一天，你匆忙它就是匆忙的一天；如果你静下心来就会发现，你不能改变昨天，但你可以决定明天。有时看起来你很被动，你被生活所选择，其实你也在选择生活，是不是？ 每年元月元日，我都把一本新日历挂在墙上。随手一翻，光溜溜的纸页花花绿绿滑过手心，散着油墨的芬芳。这一刹那我心头十分快活。我居然有这么大把大把的日子！我可以做多少事情！前边的日子就像一个个空间，生机勃勃，宽阔无边，迎面而来。我发现时间也是一种空间。历史不是一种空间吗？人的一生不是一个漫长又巨大的空间吗？一个个"明天"，不就像是一间间空屋子吗？那就要看你把什么东西搬进来。可是，时间的空间是无形的，触摸不到的。凡是使用过的日子，立即就会消失，抓不住，而且了无痕迹。也许正是这样，我们会感受到岁月的匆匆与虚无。 我不能天天都从容地扯下一页。特别是忙碌起来，或者从什么地方开会、考察、访问归来，看见几页或十几页过往的日子挂在那里，黯淡、沉寂和没用；被时间掀过的日历好似废纸。可是当我把这一叠用过的日子扯下来，往往不忍丢掉，而把它们塞在书架的缝隙或夹在画册中间。就像从地上拾起的落叶。它们是我生命的落叶！ 别忘了，我们的每一天都曾经生活在这一页一页的日历上。 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天，我住的亭子间被彻底摇散，震毁。我一家三口像老鼠那样找一个洞爬了出来。当我双腿血淋淋地站在洞外，那感觉真像从死神的指缝里侥幸地逃脱出来。转过两天，我向朋友借了一架相机，爬上我那座狼咬狗啃废墟般的破楼，钻进我的房间——实际上已经没有屋顶。我将自己命运所遭遇的惨状拍摄下来。我要记下这一切。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我个人独有的经历。这时，突然发现一堵残墙上居然还挂着日历——那蒙满灰土的日历的日子正是地震那一天：1976年7月28日，星期三。我伸手把它小心地扯下来。如今，它和我当时拍下的照片，已经成了我个人生命史中刻骨铭心的珍藏了。 由此，我懂得了日历的意义，它原是我们生命忠实的记录。从"隐形写作"的含义上说，日历是一本日记。它无形地记载我每一天遭遇的、面临的、经受的，以及我本人的应对与所作所为，还有改变我的和被我改变的。 然而人生的大部分日子是重复的——重复的工作与人际，重复的事物与相同的事物都很难被记忆。所以我们的日历大多页码都是黯淡无光。过后想起来，好似空洞无物。于是，我们就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人本的话题——记忆。人因为记忆而厚重、智慧和变得理智。更重要的是，记忆使人变得独特。因为记忆排斥平庸。记忆的事物都是纯粹而深刻个人化的。所有的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案"。记忆很像艺术家，潜在心中，专事刻画我们自己的独特性。你是否把自己这个"独特"看得很重要？广义地说，精神事物的真正价值正是它的独特性。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种文化。记忆依靠载体。一个城市的记忆留在它的历史的街区与建筑上，一个人的记忆在他的相片上，物品里、老歌老曲中，也在日历上。 然而，人不能只是被动地被记忆，我们还要用行为去创造记忆。我们要用情感、忠诚、爱心、责任感，以及创造性的劳动去书写每一天的日历。把这一天深深镶嵌进记忆里。我们不是有能力使自己的人生丰富、充实以及具有深度和分量吗？ 为此，每每到了一年最后的几天，我都是不肯再去扯日历。我总把这最后几页保存下来。这可能出于生命的本能。我不愿意把日子花得净光。你一定会笑我，并问我这样就能保存住日子吗？ 正像保存葡萄最好的方式是把葡萄变为酒，保存岁月最好的方式是致力于把岁月变为永存的诗篇或画卷。
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 让我们回到1000年前的1018年，当时的人对未来懂得不多，但相信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未来不会有什么不同。如果1018年你住在中国，会知道到1050年可能出现朝代更替，辽国可能从北方入侵，也可能发生瘟疫，让几百万人丧命。但你也很清楚，就算到了1050年，大多数人仍然是农民或织布工，皇帝还是要靠人来组建军队和朝廷，男人的地位还是比女人高，预期寿命还是大约40岁，而且人体构造也绝不会有什么不同。所以，在1018年的时候，宋朝的穷人家会教小孩如何种稻或织布，有钱人家则是教男孩读经写字、骑马射箭，教女孩三从四德，当个好妻子。毫无疑问，这些技能到了1050年还是很重要。 相较之下，对于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到2050年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实在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那时人类如何谋生，不知道军队或政府会如何运作，也不知道两性关系会是什么模样。到那个时候，有些人的寿命可能会比今天长得多，而且因为有了生物工程和直接的脑机接口，就连人体本身也可能发生前所未见的改变。所以，现在孩子学的各种科目技能，到2050年绝大多数可能没有什么用了。 目前有太多学校的教学重点仍然在于灌输信息。这在过去说得通，因为过去信息量本来就不大，而且就连那一点信息，也不断受到各种审查制度的阻隔。比如，如果你住在1800年墨西哥的某个偏僻小镇，就很难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毕竟，那时既没有收音机、电视机，也没有报纸或公共图书馆。但是，在21世纪，我们被大量的信息淹没，而审查机构甚至都没有去阻挡信息的打算，反而忙于散布错误的信息，或是用不重要的事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如果你现在住在墨西哥的一个偏僻小镇，有一部智能手机，光是看维基百科、TED演讲、免费在线课程，就可以花掉大把的时间。一方面，现在没有任何政府有能力隐藏它们不喜欢的所有信息；另一方面，现在如果想用各种互相矛盾的报道、无关紧要的话题来影响大众，完全是轻而易举。比如，全球民众现在如果想知道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遭轰炸的情况，或是南极冰盖融化的最新情形，只要上网点一下就能得到信息。然而网络上众说纷纭，实在难以判断哪些内容可信。正是因为只要点一下就能得到无数其他信息，也就令人难以专注。如果政治或科学看起来太复杂，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转去看些可爱的猫猫狗狗、名人八卦。 在这样的世界里，老师最不需要教给学生的就是更多的信息。学生手上已经有太多信息，他们需要的是能够理解信息，判断哪些信息重要、哪些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是能够结合这点点滴滴的信息，形成一套完整的世界观。 事实上，西方自由主义教育的理想几百年来一直如此，但时至今日，甚至许多西方学校也从未实现这个理想。教师只是把资料硬塞给学生，再鼓励学生“自己思考”。出于对集权主义的恐惧，自由派的学校特别害怕教学生宏大叙事
（grand narratives），认为只要给学生提供大量资料和一点自由，学生就会构建自己的世界观。就算这一代学生还没办法打造出一个有头有尾、有意义的故事，未来也总有时间让我们好好消化这一切。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在未来这几十年所做的决定，将会影响生命本身的未来，而我们只能依据自己目前的世界观来做出这些决定。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对宇宙有整体的认识，生命的未来就只能依赖随机的决定。（摘编自尤瓦尔·赫拉利《教育：改变是唯一不变的事》）
阅读下面材料，回答问题。 哲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思想的一种“元”思想。“元”(meta)的意思是在人类各种思想观念后面所进行的“更进一步”的反思性思想或者奠基性的思想。 哲学到底有什么用处？别的思想方法有什么用，我们都很清楚：科学方法能够发现自然规律，逻辑方法能保证正确的分析和推理，艺术方法可用于创造作品，可是哲学的方法能用来做什么呢？如果说，哲学只是让人见见思想的世面，让人的思想变得大气而不小气，这当然很好，但恐怕不够。哲学还必须证明它的必要性。既然有了其他思想方法，我们为什么还一定需要哲学方法？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哲学，它就必须有某种不可代替的用处。说得再明确一点，哲学所要做的那种“更进一步”的研究真的很有必要吗？这种疑惑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即使没有哲学，人们也照样生活和思考，照样劳动生产，照样生儿育女，照样发动战争，照样追求利益和荣誉，江山照样如此多娇，浪花照样淘尽英雄。但奇怪的是，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思考晢学问题，人类思想总是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哲学问题。看来，当思想深入到一定的层次，晢学就成为必需的。没有哲学的思想是不健全的思想。 然而，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哪些指导性的思想是可靠可信的呢？那些指导性的思想会不会实际上把事情搞错了？无论如何，任何一种指导性的思想，它本身都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不能盲目地相信某一种思想观念，不能因为许多人相信某种看法就随波逐流，也不能因为某种观点好像振振有词就相信它，更不能因为某种说法看上去很美就相信它。 随便哪一种看法，不管它把世界和生活看成什么样，这种看法并不能证眀它自身是真的。要把一种规定硬说成是合理的，我们只能根据“更进一步”的规定来充当道理。同样，一种看法，或者一种思想，也不能证明它本身是正确的，这相当于，我说“我是正确的“并不算已经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必须对思想观念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来判断这些思想观念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好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些思想观念。 好哲学虽然怀着“平常心”，却有着“异常思“， 哲学所思考的虽然是一些很平常很普通的问题，但是，思考角度和方式超凡脱俗、异乎寻常，这正是哲学思想方法的价值所在。哲学的方法使我们能够获得超出知识范围的智慧，而正是那些充满智慧的理解方式始终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塑造着人类的整个思想风格和结构。可以做一个比较：科学不断增加人类的知识、扩大人类的视野，哲学则不断增强人类的思想能力、更新着人类的眼光。那么，哲学的“异常思”到底异常在哪里？这很难概括，不过哲学往往从某种与普通思想方式不同的思想方式去重新思考问题，它能够开拓更多的思想可能性。 （摘编自赵汀阳《思想的功夫》）
材料： 最近，天文学家发现了迄今为止宇宙中离地球最远的星系。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这个星系名叫8cL433+63，距地球大约150亿光年，是天文学家利用设置在夏威夷群岛莫拉克亚天文台的凯克望远镜发现的。 这个星系的光信号要经历150亿年才能到达地球，所需时间是地球年龄的3倍。 这一发现表明，宇宙本身至少有150亿年的历史，从而否定了最近根据宇宙膨胀情况对宇宙年龄作出的估算：宇宙只有120亿年或更小的年龄。在此之前，天文学家发现的最远的星系距地球有130亿光年，是1991年发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发现的星系似乎含有一些恒星，这些恒星在其光信号到达地球时，就已经年迈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海隆·斯客拉德教授目前对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说，这个新发现的星系已经充分形成这一事实表明，宇宙的年龄有可能还要大于150亿年。 这一结论与对靠近地球的一些恒星的年龄的估计相符。天文学家估计离地球最近的一些恒星的年龄至少有160亿年。 （选自《离地球最远的星系》，有删改）
给人一架梯子 上大学时校园里有一片柿林，柿子成熟时，又大又甜的柿子沉甸甸地把树枝都压弯了，诱得我们总想寻个机会偷偷摘几个解馋。但学校明确规定：未经管理人员许可，严禁私自进入园内践踏花草、采摘果实，若违规将给予处分，并记入学生档案。这样我们只能望柿兴叹了。 机会终于来了。一个周末的夜晚，上完自习课后，整个教学楼都熄灯了。我们三个舍友想，柿林的管理人员应该回家了，我们可以乘机偷柿子解馋。很快我们找来了手电筒，明确了分工：一人在园外负责看人，一人上树摘柿子，一人在树下接。不到一刻功夫我们的包里已装满了柿子。突然放风的舍友喊道：“快下来，管理人员来了，快撤！” 树上的舍友慌了，急忙从树上往下滑，然而已经迟了。守柿林的老者已经打着手电走到树下，树上的同学吓得不敢下来。老者缓缓地把手电照在树上，轻声说道：“别着急，慢慢下，当心别摔着！想吃柿子说一声，晚上摘柿子多危险，下来吧，别慌。等着我去给你拿架梯子。”老者很快拿来了梯子搭在树上，舍友踩着梯子稳当地下了树。 我们规规矩矩站在树下等着他的盘问，心都提到嗓门上了。毕业关头，在这个以纪律严格而著称的学校，违反校规无异于自毁前程。 更糟糕的是校公安处的两个值勤人员听到声音后拿着手电筒也赶了过来。一个拿出违规学生登记本，一个严肃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人在偷柿子？哪个系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老者抢在我们前面说道：“今晚闲着想吃柿子，就叫了三个刚下自习的学生帮我摘几个尝尝。” “不可能吧？摘几个柿子用得着几个包吗？肯定是你有私心，想拿到校外去卖。”值勤的人不容置疑地说。“不信你可以问问他们啊！”老者平静地说。我们帮老者圆谎。值勤的人悻悻然走了。 老者说：“孩子，回去吧，以后可别犯错误，前途要紧！” 那天晚上我们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一夜，总担心值勤的人会来调查。 后来，我们在校园里再没见到老者的身影，听说老者被学校辞退了，回到了他那贫困的农村老家，原因是他私自在夜里偷学校的柿子到外面卖。那年7月我们怀着自责的心情顺利毕业了。但直到现在，老者的那句话还时常萦绕在我的耳边——“别着急，慢慢下，当心别摔着！”这充满温情关怀的话既维护了我们的尊严又揭穿了我们的浅薄。 现在，每当我身边一些涉世不深的同事偶尔犯错误时，我就会想起老者，想起那个不寻常的月夜。于是我也会不露声色地给这些稚嫩的心灵一架梯子，让他们从错误的泥沼里抬头走出来。因为他们和当初的我们一样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谈到魏晋风度时指出：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与血污的社会和时代中产生的如此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表面看来是潇洒风流，而其骨子里却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扰。时代心理对整个社会文化形成、发展与完善的影响是尤为深刻的，人们能够较为直观地感受到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中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 晋宋易代的社会现实需要文人们在几乎来不及思考的瞬间就要做出自己政治及人生的抉择。陶渊明是一个非常有哲思、对人生有反省的诗人，他选择了归去田园。陶渊明之所以归隐，其主要的原因是陶渊明不愿意和那些不遵守儒家纲常的人同流，其行为是对自己人格的坚守。所谓独立人格是指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真理的追求上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中国古代隐士是一群对自由、独立和自我实现等生命理想有着强烈渴望的人，他们有高于常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追求人格的独立与自主，这就注定了他们与现实政体之间的矛盾。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生活在高压专制统治时代，要么顺从皇权统治，要么放弃功名欲望，两难的选择使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动机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冲突。 然而归隐的生活，使他们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自己。陶渊明的归去是从政治和世俗社会向自然和自我本性的回归，这种回归很坚决，其中伴随着诗人本身的潇洒、自适的本性。陶渊明是出于对自己人格和人生道路的坚守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他注重表达自己对理想人格的坚守。鉴于喧闹、污浊的社会现实与自己人格理想的矛盾，隐士皈依山水自然最重要的动机就在于他们发现了自然中有与他们自己的人格追求相契合的“真”“静”“深”“幽”“旷”“远”等品性，而隐士的文化活动又进一步丰富、提升了这些精神品性，并使之在山水艺术的创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古代隐士不仅拥有富含艺术精神的人格，而且他们都是具有丰厚的文化修养、心性聪慧的人。他们多以道、禅思想为精神支柱，融合了儒家以艺术陶养性情，以“礼”“乐”“达”“仁”，进而在“礼”的秩序中游刃自如的思想，并将之内化在自我人格的深层，在内心建构了一个力量强大的自我机制。因而，他们有足够的心力抵御物质世界的喧闹，从而将全部的生命热情投注在心灵花园的建设上，淡泊功利，从容平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在诗歌内容上，陶渊明侧重表现出对人情、时事的看法与见解；在诗歌的语言风格上，既有“依依墟里烟”的静穆与飘逸，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与自在。他的诗歌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是对田园生活的审美观照和艺术加工，充满着自然宁静的味道。 （选自《论中国古代的隐士》，有删改）
材料：
八月的乡村
孙守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