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发展要求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唯一正确道路。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民族复兴。我们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完成伟大事业必须靠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民族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从一般视角看，充分陈述法律理由有助于促进公正，但本书（《司法的逻辑：实践中的方法与公正》）作者却提出：司法中是应该作出法律论证，但这种法律论证不应该追求“充分”。为什么？首先，“充分”是指除了运用细节化的明确法律规定和一般形式逻辑推理加以论证这两种方式之外，对其他辅助性论证资源的大量使用，辅助性论证资源则主要包括说理方法、经验常识、法律原理。多数情况下，仅仅运用细节化的明确法律规定及一般形式逻辑推理，这种论证只会让人感到“本来如此”，而要实现“很有道理”的论证，则势必需要不断地使用说理方法、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等。 然而，作者经过研究后发现：其一，人们关于“说理方法”的日常经验，本身就是复杂的，比如中国古代的许多经典文本，以模糊思维和飘逸说理为特征，典型如《论语》《老子》，而西方许多经典文本，却以分析思维和精细说理为特征，两种思维说理明显不同；其二，日常生活的论证语境和法律过程的论证语境存在较大区别，后者比前者更凸显利益以及是非立场的纠葛，参与者及旁观者对后者中的论证，审视、期待、要求显然更高，从“经验常识”展开理由论证，总会引发新的疑问和追问；其三，在法学话语及法律实践话语中，“法律原理”的争论不胜枚举，在中国法学甚至世界法学中，几乎难以看到一个法律原理未曾遭遇反论，且法律原理常涉及规范问题，注定在价值上有主观性。 因此，作者的结论是：法律论证是否充分与争议的化解、裁判的正当性、司法公正之间均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单纯”的法律论证，仅适用细节化的法律规定及一般形式逻辑，以展现法律裁判的理由，是最理想的，它清晰明确、难以质疑，几乎能最好、最有效地抵挡外部裁判异议。
从2018年11月5日到10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吸引了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来自五大洲的3600多家企业参展。首届进博会交易采购成果丰硕，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578.3亿美元。 开幕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主旨演讲。“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主席的“大海论”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和中国经济的坚韧不拔，也描绘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开阔胸怀。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停步，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设计、亲自推动，习近平主席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倾注的精力，让外界看到了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同各国分享中国机遇的满满诚意。在随后双边活动和多边会见中，各国领导人、嘉宾盛赞中国的开放。越南总理称赞：“这体现了合作共赢的理念，大力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多米尼加总统认为，进口博览会是一场重要的国际贸易盛会，“本届进口博览会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绝佳的契机，让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以“桥”为喻，评价中国正在打造通往繁荣之桥、通往未来之桥。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在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方面，方案做了如下安排： 为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有机统一，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将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的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反腐败相关职责整合，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 为加强党中央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更好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负责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负责相关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为全面加强党对干部培训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谋划干部培训工作，统筹部署重大理论研究，统筹指导全国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将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的职责整合，组建新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作为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 为更好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加强党对公务员队伍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统筹干部管理，建立健全统一规范高效的公务员管理体制，将国家公务员局并入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对外保留国家公务员局牌子。 为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将民族工作放在统战工作大局下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形成合力，更好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更好协调处理民族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归口中央统战部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和利益，将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调整为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管理。 为加强党对政法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的统筹协调，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不再设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有关职责交由中央政法委员会承担。为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统筹协调政法机关资源力量，强化维稳工作的系统性，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不再设立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有关职责交由中央政法委员会承担。为更好统筹协调执政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协同参与的防范治理邪教工作机制，发挥政法部门职能作用，提高组织、协调、执行能力，形成工作合力和常态化工作机制，将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职责交由中央政法委员会、公安部承担。
法工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作为参谋助手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提供服务。为了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更好地向社会公众介绍立法工作情况，法工委建立了发言人制度。 2019年8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建立发言人机制举行第一次记者会。发言人通报了今年上半年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目前为止，本年度共有15部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1件次，包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次审议稿）、民法典继承编（草案二次审议稿）、森林法（修订草案）、社区矫正法（草案）、密码法（草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等。 对于备受关注的民法典，其合同编、侵权编草案的二次审议稿于2019年1月4日至2月3日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合同编草案二次审议稿共收到256人提出的504条意见，侵权责任编草案二次审议稿收到117人提出的228条意见。2019年4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民法典物权编、人格权编进行了二审，之后4月26日至5月25日，两编草案的二次审议稿分别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其间，物权编草案二次审议稿共收到1132人提出的2286条意见，人格权编草案二次审议稿收到20031人提出的31936条意见。
皇佑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 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过去100年来，人类寿命的延长，完全是因为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通过公共卫生、疫苗接种和抗菌治疗，由此人们才有余裕死于癌症、心脏病、中风。 科学家认为，一种疾病爆发的严重程度和四个因子有关：致命性、是否容易传染、感染多久出现症状、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使疾病只符合其中的一部分特征，也能在人群中肆虐。如果它们满足大多数特征或者全部因素，我们需要非常加以小心。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最有可能进化成符合这四个条件的病原体是流感。人类流感病毒很容易在人际间传播，至少在症状出现一天前就开始传染，人类需要6～12个月来制造新的疫苗，但幸运的是它们没有很强的致命性。 为什么呢？ 关于病菌的传染性与毒性之间的制衡，美国进化生物学家保罗?埃瓦尔德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如果一个寄主必须四处走动才能扩散病菌，这种病菌不可能变得太凶猛。从病菌的角度来看，病菌不得不从一个宿主迁移到另一个宿主，并且它们通常不得不依赖于相对健康的宿主把它们迁移到另一个宿主上。比如流感病毒就必须保持寄主的合理健康，至少他们得能四处走动、与人握手，冲着人家的脸打喷嚏。所以流感病毒一般是比较温和的，除非寄主本身的身体有问题，比如怀孕、心脏病或者免疫系统太弱。 当然，还有另一种例外——如果在一个人群拥挤的场合，一个病到毫无行动能力的人也能轻易地把病菌传到新的寄主身上，病菌毒性的刹车就会失灵。自然选择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具有侵略性、更能造成破坏的病菌。它们的毒性也会愈演愈烈，直至毒株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死寄主而不必受到任何惩罚——新的寄主就近在咫尺。 埃瓦尔德认为，1918年大流感就是在“一战”西方前线战事的特定条件下进化出它的致命毒性的。1918年春天，第一波流感在美国爆发时还是相对温和的。不久，病菌随军队船只传播到欧洲，在“一战”的战壕、医院、前线火车、卡车上（在这些地方，伤员和病患一起运送，没有移动能力的人身上的病菌一次次感染健康的人，整个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毒传递服务)迅速升温至致命的毒性。病毒的毒性达到什么程度呢？按照当时的记录，早上生病，晚上就已经奄奄一息。一般流感病毒的致死率是千分之一，1918年大流感则是1/40。不久，病毒离开西方前线，在全球各地爆炸，造成全球5000万人口死亡。 他认为，那场大流感的爆发和演变，不是几种动物流感病毒的随机组合，而是遵循了一种可预测的物竞天择的进化原则。人们一般以为进化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事情，需要百万年的时光。但事实上，进化也可以发生得很快——尤其对微生物而言，比如在几个星期之内发展出抗药性。因为它们分裂得很快，能快速产生变异，与不同成员交换基因信息。每一次迭代中，最能适应传播的病菌会得到传播。所以，自然选择会推动这种病菌进化出更有效的传播手段，从而更适应人类寄主。 从这个角度来说，流行病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类流行病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条件允许它们进化。是我们，而不是自然，创造了环境，允许这些致命病菌的进化和攻击。 比如，正是在亚洲分布广泛的养鸡场，数百万的鸡挤在“疾病工厂”的状况下，甲型H5N1流感获得了强烈的毒性，成了复杂而高效的杀鸡机器。 “一战”前线作为一种人类“疾病工厂”大概很难再在历史上重现，但这些巨型工业化饲养场作为致命病菌的天然孵化器（在那种拥挤的状况下，最无害的细菌也能迅速进化出剧烈的毒性），仍然是现代社会巨大的威胁。事实上，很多病毒学家呼吁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饲养动物的方法，而不是如此拥挤地放置于巨大的工业化农场。
在美国，学术界、工商界 、主管部门和多数消费者倾向于认为用豆浆代替牛奶是一种更健康的选择。不过，绝大多数西方人很不喜欢豆味，所以美国的豆浆有进一步去除或掩盖豆味的操作，而中国人就会觉得这样一点儿豆浆味也没有。对奶味的偏好和对豆味的排斥，是豆浆在西方不够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此外，豆浆在保存过程中比牛奶容易发生聚集下沉，这也给豆浆成为牛奶那样的方便带来了难度。保存难度高，加上市场需求量不是那么大，导致美国豆浆的价格远远高于牛奶。
对这段文字的主旨概括最准确的是（ ）
近年来，3D打印技术开始应用于食品、建筑、医疗卫生、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随着3D打印技术在金属零部件制造上取得较大进展，各国开始探讨其在武器装备制造与维修中的应用。研究表明，3D打印对军用武器及设施维修效果显著，能直接在战场上把需要的零部件“打印”出来，及时、精准完成受损装备的维修，快速恢复其作战能力。然而，这种方式制造的军用装备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对装备材料要求极高的军用设备来说，除了尺寸受限，其强度和质量也令人担忧。受技术、成本的限制，3D打印技术难以取代大规模流水线生产。 这段文字主要介绍了3D打印技术（ ）
大数据、人工智能脱胎于网络，而又与网络的侧重点不同。网络强调的是设备和主体之间的连接，是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大数据是因网络的连接和对世界的数字化而形成的数据资源；人工智能则是在大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反复训练进化而成的处理数据的智慧体系。就当前的发展形势而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网民群体和网络基础设施体系，世界上最大的移动互联网用户群体、电子商务客户群体、电子金融和社交媒体用户群体等，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大数据规模最大的国家，并由此产生了丰富的应用实践和人工智能衍生产品。 这段文字主要介绍（ ）
两汉时，监察官大多由地方官察举推荐入选。为了保证御史不受牵制地行使弹劾权，隋唐时期改变了北魏以来由御史台长官选任御史的制度，而由吏部选任，但是唐代的吏部选拔实际上由宰相控制。到宋代，中央一级监察官多由“帝王亲擢”，而地方监察官则实行“台官自选制”，由中央监察官直接任命，监察权摆脱了相权的控制。为防止裙带关系，还会有一些关于任职资格的限制，实行回避，比如魏晋南北朝时规定大士族不得担任御史中丞，宋代规定凡经宰相荐举为官者或宰相的亲戚故旧，均不得为御史，明代规定巡回监察官应当回避原籍，或曾任官、寓居处所等地。 这段文字主要介绍的是（ ）
中国历代异常发达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早就无数次告诫世人：权力的私有及其日益专横，只能导致万民涂炭、王朝崩溃的惨祸。但是所有这些深痛剖析永远难以进入法律层面而成为制约统治权力的刚性力量，所以它们只能转而定型为一种“代偿”方式，即思辩、文学和伦理等领域中的深深涵咏和喟叹。因此，在中晚唐开端的中国皇权社会后期文化中，以李商隐等人的作品为代表，不仅“咏史”之作数量日益庞大，而且诸多经典之作极其警策，具有空前沉郁的历史悲剧感。
“质疑”其实是最基本的科学精神。以前的结果、结论甚至得到广泛证实和接受的理论体系，都需要以怀疑的眼光进行审视。但是“质疑”并不等同于“怀疑”更不是全面否定。“质疑”实际上是评判地学习和批评地接受，其目的是发现以前工作的漏洞、缺陷、不完善、没有经过检验或者不能完全适用的地方。比如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和牛顿引力理论质疑的结果，使其发现牛顿力学和牛顿引力理论只有在低速和弱引力场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否则就需要使用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这段文字主要介绍“质疑”（ ）
乡村文化的发展获取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看，文化产品更应注重它们的社会效益。社会效益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我们放弃经济效益，而是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乡村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需要政府的监督引导以及政策支持，乡村文化企业自身更应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传播先进的文化思想。 这段文字主要说明（ ）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40年前，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4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这段文字主要谈的是（ ）
发展乡村旅游缺少资金支持，这一难题亟需破解。乡村旅游景区是多方位开放式区域，属于公共空间。改善发展环境，政府义不容辞，可通过整合财政资金，促进景区提档升级，鼓励各地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的形式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可通过撬动金融资金，搭建银行和政府的对接平台，解决经营主体的贷款难题，加大对乡村旅游的信贷力度；还可通过PPP、众筹等新型融资模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让乡村旅游有人投、建得好、管得好。
这段文字重点强调的是：（ ）
《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提出了“隔离”是防疫的重要举措。明代中期我国就出现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18世纪末，英国科学家爱德华•琴纳发明了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经过几代科学家不懈努力，最终研制出灭活天花病毒的疫苗。随着现代医学科技发展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霍乱、鼠疫、流感等这些曾经对人类造成巨大危害的传染病逐渐得到了有效控制。近些年来，在抗击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甲型H1N1流感、埃博拉病毒等多次重大传染病中，科学技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通过传染病重大科技专项研发部署，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科研水平、技术能力、平台建设、人才队伍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提升。 这段文字主要说的是（ ）
2016年12月，针对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跑断腿”“磨破嘴”的现实问题，Z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倡导提出，以“最多跑一次”的理念和目标优化服务，积极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 2017年2月，Z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推进“最多跑一次”深化“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协调小组组长。随即，省政府出台《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思路、时间表和任务书。“四张清单一张网”即“行政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企业项目投资负面清单”“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及“政务服务网”。 “最多跑一次”即企业和群众到政府部门办事，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情况下，从受理申请到作出办理决定、形成办理结果的全过程一次上门或零上门。Z省的这项改革首先围绕省市县行政服务中心这个群众与企业找政府办事的主要场所展开，具体操作上分为“一窗受理”和“集成服务”两部分。“一窗受理”即在行政服务中心分领域设置若干综合窗口，群众办事无需再到多部门或多窗口分头跑，只需将材料提交到一个综合窗口，由行政服务中心进行全流程协调，按责转办。“集成服务”则指各部门协同作战，开展并联审批、模拟审批、容缺预审、全程代办等。 在最早开展试点的该省Q市，自2016年9月起，原来去7个部门、跑10趟，至少需要5天才能办好的公积金业务，只要材料齐全可在一个窗口，一次办结；过去需要跑6个部门、办理4种证件，至少需要6个工作日才能申请设立开办企业的流程，精简至只需到市场监管局填写申请表，向一个窗口提交一套资料，即可当天办结。 政府服务民众友好型前台界面的提升，依靠的是后台政府内部流程优化、信息共享、力量整合的强大支撑。“一窗”的背后是“一网”。Z省基于政务服务网推进流程再造，积极扩大政务电子化、互联网化应用，2017年以来已连续出台《Z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省级公共数据共享清单》，从法律层面规定电子证明文件与纸质文件具有同等效力。截至2017年三季度，全省各级各部门为公民办理相关社会事务开具的各类证明事项已从135项减少到97项，需要群众和企业提供的证明事项从860项减少到359项。省市县可网上申请办理事项的开通率，分别达到79.9%、61.5%和55.9%。
①今天，世界上超过 15 亿人使用筷子，也就是说每五人中就有一人用筷子进餐。西方学者林恩·怀特等人根据取食方式，将世界文化一分为三，分别是手指取食、刀叉取食、筷子取食所构成的三大饮食文化圈。筷子取食方式主要流行在亚洲地区，筷子的发明地中国更是典型代表。 ②但是在古代中国，筷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是主要的饮食工具，出现最早且被用作主要取食工具的是 “匕”，是一种状如匕首、介乎刀和匙之间的餐具、长柄浅斗，像今天的汤勺。 ③饮食史专家倾向于把食物分为两类：谷物类和非谷物关。以就餐而言，前者显然更重要，因为在许多地方，“吃一顿饭”通常就等于“吃了一种谷物”，无论是大米、小麦、小米还是玉米。在汉语中，“饭”泛指所有煮熟的谷物；在现代语境中，“饭” 通常指的是“米饭”也有可记指其他谷物煮熟的“饭”。这种表达方式，说明了谷物食品的重要性。在汉语口语中，非谷物类食物被称为“菜”，有时被称作“下饭菜”，有的方言中直接称为“下饭”。由此可知，“菜”的主要功能是辅助人们摄入谷物食品。 ④在古代中国，“匕”之所以是主要的饮食工具，是因中国人最初就是用“匕”来取用谷物食品的，筷子最初则是用来夹取非谷物类食品的。这两种配套使用的餐具，在文献中被称为“匕箸”，相当于现代汉语的 “勺子和筷子”。在“匕箸”的表述中，“匕”在前，“箸”在后，显示出勺子在进餐工具中的重要地位，从根本上说，显示的是中国古人食谱中“饭”与“菜”的主次关系。今天在朝鲜半岛，我们仍能看到这种饮食传统的延续，就像中国古代的饮食习俗，朝鲜或韩国人通常用勺子取食谷物食品（即米饭）而用筷子夹取非谷物类的食品。 ⑤古代中国人和今天朝鲜半岛居民用勺子和筷子来进食，反映了饮食和文化的双重影响，从上古到唐代，中国北方以及朝鲜半岛的主要粮食是小米。这是一种适合该地区气候的作物，既耐寒又抗旱。不过小米烧熟之后不像有黏性的稻米易于团成块状，因此更适合煮成粥。根据中国礼仪文献，食粥用勺子更好，筷子则主要用于从有汤的菜中夹起食物，或夹取非谷物类的食品，是一种次于勺子的进餐工具。 ⑥筷子的角色在汉代发生了变化，这与小麦粉制成的食品（如面条、饺子、煎饼和烧饼等）在此时开始变得日益流行有关。考古发现证明，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学会用臼和杵研磨谷物制作面条。世界上最早的面条就是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发现的，其原料是小米，有超过四千年的历史。到了汉代，由人或动物带动的石磨逐渐普及， 除了小米，中国人也开始研磨小麦，这可能是受到中亚文化的影响。在研磨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小麦加工方法之前，中国人煮食完整的小麦，即“麦饭”，至少在中国，小麦的食用经历了一个从“粒食”到“粉食”的过程。这一转化并非一蹴而就，因为在面粉出现之后，许多地区仍然保留了食用麦饭的传统，不过毫无疑问，是面粉把小麦变成了更受欢迎的谷物食品。到了唐代未年，即十世纪初，小麦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足以动摇小米在中国北方农作物中的霸主地位。 ⑦而在南方地区，稻米从远古时代起就是主食，南方居民可能很早就使用筷子来取食米饭和其他配食。在宋代，由于选用了来自越南的早熟新品种，水稻产量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得到很大提高。到了明代，水稻种植面积持续出增长。此外，大约从明代甚至更早开始，人们渐渐采用了合食制，大家一同坐在桌旁讲食，筷子被用来夹取所有食物。于是，勺子渐渐丧失了原来取用谷物的功用，主要用来舀汤，从以前用来吃饭的“饭匙” 变成了“汤匙”，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形势是好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①各板块内部也出现明显分化，有的省份内部也有分化现象。二是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发展优势不断增强，杭州、南京、 武汉、郑州、成都、西安等大城市发展势头较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③三是部分区域发展面临较大困难。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2012 年至 2018 年，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 8.7% 下降到 6.2%。常住人口减少 137 万，多数是年轻人和科技人才。一些城市特别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传统工矿区城市发展活力不足。④
总的来看，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